红嫂近些日子满脸忧虑，她是个公认的心理承受力特强的女人，遇事坚定达观。这与她早年形成的性情有关。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崇拜中学红卫兵领袖，并在他中风瘫痪的时候，嫁给了他。这在今天是不可理喻、难以想象的。不错，他英俊倜傥，一呼百应，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具有雄辩家的口才。可是很不幸，他没有在那个江边城市的上层建筑捞到一个位置，上山下乡，回城当了工人。一场疾病把这个昔日英雄逼到家庭病床上，一躺就是20多年。
她没有抛弃他，想到当年呼风唤雨、红旗林立的日子，她忍不住感慨万千，潸然泪下。她是红旗下长大的女人，在与丈夫的生活中，与其说她怀念“革命”岁月，不如说她敬佩一个生命的顽强。敬佩转化成同情，女儿出生后，又增添了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女儿长大了，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集团公司当会计，和一个驾驶员结婚。女婿是个灵活的汉子，后来当了主任。正当小家庭日子过的和和美美的时候，女婿醉酒驾车出了车祸，瘫痪了。从此，夫妻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虚伪的微笑，静悄悄的冷战，女婿歉疚地对女儿说：“对不起你了，我让你受罪了。”女儿蔑视地说：“你连路都不能走了，还说啥对不起？你以为我前世空你什么债啊。”
离婚，这一在当今中国最畅销的离婚，提到了议事日程。
红嫂坚决反对女儿这么做。她像扑火队队长找女儿谈话：“人要讲良心。他平时对你那么好，现在不上班还拿工资，比我们那时不知好多说倍。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女儿反驳说：“我平时待他也不簿呵。可是现在情况变了，这么糟，我，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过下去太可怕了。”
“有啥可怕的？只要有良心，有同情心，有家庭责任感，没有过不去的坎。”
“话是这么说，可我做不到。我不能像你那样守一个瘫子一辈子。”
“瘫子？他可是你父亲呀。还有你的丈夫，你们不是自由恋爱的吗？当时我不赞成你们俩谈，可你竟然瞒着我们，发展到私奔。难道，难道爱情竟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吗？”
“妈，你别说了。现在改革开放，不是你们那个年代，爱情也是有条件的啊。”
女婿也同意离婚，他可怜巴巴地说：“我只有这套房产，希望你不要跟我争。以后请保姆照顾，不能没有地方住哇。”
女儿犹豫片刻，下了决心：“让我净身出户？太残忍了，亏你还是个男人。按法律，我有住房的一半所有权……”
红嫂得知女儿的离婚方案，气的不得了。谁残忍？还搬出法制。
“你，你就拍拍手走人吧。”红嫂颤抖着说。“没想到我养出这么个女儿来。”
女儿理直气壮：“我依法办事，没错。”
女儿和女婿上了法庭。女婿在法庭上突发心脏病，送到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女儿一脸凄然：“我没有害他——车祸瘫痪，生病死的——只是我没想到我做了寡妇。”
她叹息，不知是沉痛，还是送了口气。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了。
红嫂还守着他瘫痪的丈夫，有时背他下楼，推轮椅走在大街上。金色阳光照耀着他们，偶尔听到丈夫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间的小河，穿过崎岖的道路，从山岩中间滚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间，愉快地游来游去……”
丈夫对红嫂深情地说：“我没有带给你愉快……”
红嫂说：“你给了我精神，生命的精神。”
丈夫低沉地说：“现在人懂得钱，懂得法律，似乎什么都懂，可我觉得缺少了什么，而那缺少的，正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