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敬如宾
韩如梅这个听起来很女性化的名字，却是个像梅花一样饱经风霜的男人。也许他的父亲给他起名时，就是希望他能像梅花一样傲雪凌霜。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株幼梅含苞，自己就先已凋谢。寡母把如梅领到了娘家，和她的母亲——如梅的外婆共同担负起培育这株寒梅的任务。外婆的纺车，母亲的布机是如梅童年记忆的全部。洁白的棉絮随着外婆手中铁陀螺的旋转，变成了均匀的棉纱，被一圈一圈的摇上纺车，然后又在母亲咔嚓咔嚓的布机声中变成了布。这布厚实，摸上去就像现在的牛仔服面料，是货真价实的纯棉制品。如梅就在这纺车的圆周运动和布机的往复运动中长大。18岁那年，高中毕业的他，经人介绍他去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校对。慢慢的他认识了编辑的侄女，并对她产生了好感。可这事不知如何传到了家乡，母亲先是写信叫他回去，说是家里已经给他定了亲，后来又发电报来催。他起先都以书局忙，无法走开为由，拖延搪塞。一天书馆来了一个村里人，说家里叫他马上回去，并拿出了一枚铁陀螺。他认识这东西，这是外婆的信物，是家族的权杖，在母系社会长大的如梅，知道这铁陀螺在他们家里的分量，慈命本已难违，再加上外婆无声的令符，看来他是不能不回去了。
回家后母亲告诉他，他的婚事已经定下，新娘淑兰，邻村的，只待择日娶亲。婚姻本是父母之命，如梅无法，也容不得他违抗。至于淑兰的人品、长相他一无所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良晨吉日，迎接花轿进门。这一天很快到了，经过一番热闹之后，他把新娘牵入洞房，安照习俗挑开了她头上的红盖头，喝过了交杯酒，完成了一切该完成的程序。淑兰一直低着头，只是在喝交杯酒的一刹那瞥了如梅一眼，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因为在定婚前，媒人曾经给她看过如梅的照片。由于当时印像技术较差，照片不是很清楚，而且嘴唇上有一块黑斑，她担心是否是豁嘴或者兔唇。现在看来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当然如果真的是兔唇，乾坤已定，她也只能认命。
红烛慢慢燃尽，一天下来的繁文缛节，使如梅倍感疲惫。还剩下最后一道仪式就可以休息了。这一仪式叫“解怀”，就是新郎须帮新娘解开旗袍腋下的一个纽扣，新娘才可自己宽衣解带。“解怀”以后，须拿一件新娘的东西，如戒指、耳环、发卡之类，压在礼帽下面。这是母亲一再叮嘱的，至关重要，说是这样就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压住她。淑兰慢慢的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等到如梅睡下后才慢慢的进入被窝，然后蜷缩在丈夫的脚边。她只有在得到丈夫的暗示后才能慢慢挪动到丈夫那一头，一切都得慢慢的进行，这是礼数，也是规矩，错不得半点。第二天如梅醒来时，淑兰已经起床，他发现淑兰的戒指已经挪了位置，放到了礼帽的旁边。原来淑兰的母亲也交代，要在睡觉时将戒指放在礼帽的上面，因为只有只样，才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压制住丈夫。淑兰没有照母亲的话去做，她觉得谁也别压住谁，所以她就让戒指和礼貌并列而放。这一细节使如梅颇为感动，他也如实的告诉她，他和编辑侄女的事，并把那女孩送给他的玉佩交给了淑兰，淑兰把它当成自己的心爱之物，珍藏在首饰合里。
婚后如梅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在镇上一所中学当国文教员。淑兰每天总是早早的起床，把早饭做好，然后将洗脸水送进母亲房中，再回来叫醒丈夫，等大家都梳洗完毕，她已经把早饭端到桌上。外婆起得最晚，淑兰须得另外再准备早点送到她的房间，她自己总是最后一个吃。她步履轻盈，讲话从不高声，有时如梅学校的同事来了，她总是红着脸，低着头，先倒上茶，然后退到房里。两人上街，也是一前一后，相隔五六步，好像互不认识。如遇熟人她也尽量回避，从来不逛街，更别说买这买那。有时如梅给她买了东西，她总是先让婆婆看过后再收起来。这样不火不暴的婚后生活，使如梅感觉到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日阳光之中，渐渐的淑兰的肚子挺了起来，如梅给她买的补品，她也是先送到婆婆那里，再由婆婆给她。她喜欢吃酸李，镇上没有，如梅就赶到几十里外的别的地方去买，晚上悄悄的塞到她的枕头底下。这样甜甜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又甜甜的持续了几年。一直到了他有了三个孩子，一直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一个寒冬的傍晚，外面下着雪，学校校长敲开了如梅家的门，说是教育局人事科有人在学校等他，叫他马上就去了，可他这一去就是24年……

相依为命
说起来那已经是解放前的事了，如梅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经编校过一些胡风文稿，还写了一篇推荐胡风文章的稿子，虽然稿子因为他当时的知名度实在太低而没有发表，但这篇文章却一直存留在编辑部。1955年，各单位，特别是文艺界深挖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上面有指令，要搞一场人民战争，不能让一个胡风分子漏网，书馆发现了那篇文章，如梅自然就难逃厄运了。接下来就是进监狱，高墙铁窗，虽在咫尺却如隔天涯。外婆早已过世，母亲也因经受不了这么大的变故，而离开了人世。因为如梅属反革命案，而且尚未定性，他与外界的联系是隔绝的，所以他并不知道母亲的死，更别说能尽人子之道了。淑兰承担了全部的家庭重担，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不到两岁，两个大孩子已经上学，淑兰在镇上煤球厂上班，她只能把孩子关在家里，跟乡下人要了一条小狗，拴在床脚上，算是孩子的看护。
有人告诉淑兰，说她丈夫的问题很严重，又不肯老实交待，非常顽固，说不定会被枪毙。淑兰虽然始终坚信丈夫是无辜的，但又非常担心，她无法为丈夫分忧，更无法证明丈夫清白，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弱小和无助。她日夜思念身居囹圄的丈夫，她撞了南墙撞北墙，跑了豪门跑衙门，可始终得不的同情，她连丈夫关在那里都不知道，更别说能和丈夫见上一面。这样提心吊胆，倍受煎熬的生活一直过了一年半。案子总算定下来了，罪名是“仇视中国共产党，为复辟资本主义张目，阴谋颠覆社会主义”，被依法处刑五年。这对淑兰来说真是喜出望外，一是不用再担心丈夫会被枪毙，二是可以和丈夫见面了。当然这种见面叫做“接见”，每月一次，去如梅的劳改农场先是要坐三小时的汽车，然后再走十多里山路，来回得化费一天时光，可淑兰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个机会。每次去农场前，淑兰都要东挪西借，给他带些吃的，有时也带些书。如遇到接见日刚好是星期天，她就带上两个大孩子一块去看爸爸。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