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常对人讲起我的童年。她老人家到了八旬以后还这样，说我四岁时才学步，走起路来总是歪歪扭扭，身子微微向前挪动，象个“鸭母”。于是我从小就有了一个绰号。当姐、弟和同院的孩子们对我生气的时候，会不时拉长嗓音叫我“鸭母”。四岁以前，我能口齿清楚地说话，但不能走路，老在家里孤苦伶仃地坐着躺着。
有一次，父母带着姐出了门，弟弟刚出生不久，留我一人在家，不知什么时候把头栽进火塘的柴灰里睡着了，母亲忙完活回家看见后惊呆了，幸亏我躺的是冷灰。当母亲把我从火塘抓起时，才发现我头上戴的那顶用绸缎作成的青面红里的瓜皮帽在火拦石上被化为灰烬，但帽子的原状还平放在那里，弄得娘啼笑皆非。
由于一人在家呆的时间长了，寂寞使耳朵的听力有超常的灵性，可以从门外传来的脚步声辨别出是谁在路过。隔房刚过门的一个嫂子，常常经过我们家后门的竹园上山放牛割草，一听到她那熟悉的脚步声，我叫“二嫂”准没错。二嫂现在已是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我们偶尔遇见时，她还常提及当年我被“禁闭”在屋内发出童音呼唤她的事，不啻从那缺牙的瘪嘴里递过来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勾勒出她遥远的少妇年华。我动步走路虽晚，却知觉敏捷，喜欢做事，遇事爱挑剔。能上桌同大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有人的袖口从我碗边挪过，无论是谁我都不依，总说碗里掉进了虱子，必须另换一个碗。每说到这事的时候，娘老是扬起手指点我几下：“啧啧啧，你呀你，就你刁——”爹和娘还说，我小时候总是把骨头叫“格篼”（树篼，也称树疙瘩），只要家里大动油荤，我就不依不饶地扯着娘的衣角要啃“格篼”。刚满七岁，就搭着小板凳站在灶头学娘煮饭，还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爹娘的多次夸奖使我越来越自信。
去祠堂上学发蒙读书的那年我快满八岁，启蒙老师是同村一位姓向的先生，他发现我记性好，读得书，就取名为卿儒，并将我和同学们的姓名一起列在教室黑板上方墙壁的榜示上。上完高中我再到陈家祠堂时，那张发了黄的榜示仍贴着。我对先生当初取名的意思是后来才理解的，儒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派序，卿是官称，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既能读书又能做官。但我是不相信先生的取名对我以后的成长会起多大作用的，说给目不识丁的爹娘听听，倒是对他们的一种慰藉。
儿时的我就象外星人刚来到这个世界，感到什么都很新奇。在一个周六的下午，祠堂小天井里和靠近天井的长方形操场里人头攢动，新来的刘先生的办公室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原来是邻村印顶寨小学的谭先生带过来一部留声机，说是箱子里能唱歌唱戏。消息传开后，远近几套院子的人都涌来看“西洋镜”（指稀有的玩物），就连离学校有几华里路的聋子邹洪法也被人邀来听唱。实际上那聋子是冲着有好看的东西而来的。
那位谭先生高高的个头，长长的手臂，孩子们的头大多只能比齐他的膝盖或大腿，是个篮球运动员。未打开留声机之前，他在操场上表演了球技，在场的人看见他将篮球从右手心沿手臂经胸部滚至右手心，然后又反手将球从背后经头顶扔到另一只手上，还跳起身在木篮板下比试了几个花样动作，并挽手向红刺藤作成的篮圈里不偏不依地投进了几个球，一些老人看得瞠目结舌，乐哈哈的在头顶扬起一对拇指。
夜幕刚刚降临，学校顿显安静，刘先生室内的留声机里传出了《社会主义好》《月亮懒哥哥》和《布谷鸟儿咕咕叫》等歌曲，接着还有川戏唱段。就在这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天井里乱了方寸，站在人群后面的人一个劲地朝前拥挤，都想看一看那些唱歌唱戏敲锣打鼓的人。无力向前的老人们，像是本能地护着自己，站在大老远把一双手合抱在胸前相互咬耳朵式的议论，说唱歌唱戏的人是关在箱子里的。刘先生和谭先生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只是不停地挥手向拥挤的人群招呼：“请不要挤，不要挤——再挤我们就不放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惊喜算是饱了人的耳福，想饱眼福的邹聋子也只得傻笑着凑趣。那以后，大人们常常趁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放下手上的活儿，来到天井和操场抢着篮球“逗狮儿”。
当时的乡村小学，孩子们除了念书，要玩要看的东西不多，常见的课间活动就是抛石子、打珠儿、踢毽子、跳房、走“五马”（类似下象棋的娱乐活动）等等。许多时候，学生们相互扭着玩跤子。那时八九岁的男孩子多半都未穿裤衩，除了寒冷的冬天加些衣服，大都是一件右边扣着布纽的长便衫穿到底。每到春夏，一些大一点的孩子玩腻了，就死死摁着小同学将长衫前后掉向，弄得小孩子们哭着追打，惹围观的同学一阵爽笑。学校还订了一分《中国少年报》和几本连环画，学生们可以依次在老师那里借阅。由于我的记性好，老师规定的背诵课文常常可以提前完成，所以和少年报、连环画打交道的时间比别的同学多，脑子里装了不少新鲜玩意儿，同学们都喜欢围着我听讲故事。
小时候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挺有意思。那位由国家派来的刘先生很讲究教学方法，他在教学生认识生字之前，先将字用红色的粉笔写在小黑板上，再将报纸剪成小方块盖着字用图钉钉上，每讲一段与生字有关的故事后，再将报纸揭开，我们挺感兴趣，也最容易将字记熟。但遇上代课老师就不一样了。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刘先生因事外出一个星期，临时在本村找来一位姓杨的代课老师，他只能照本宣科，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却是个女孩子的嗓音，一打开课本就拉开嗓子唱读起来：“三——十——三——狗——找——同——伴——”他像搞笑般地把学生弄得捧腹大笑，上完课，就将挂在胸前的口哨塞进嘴里“嘘——嘘——”两声，然后宣布：“改变（解便）！”同学们一窝蜂地跑出了教室。
升四年级的时候，学校从陈家祠堂迁到本村大山上张家祠堂，离家约三四华里路。每天上学时，沿着屋后一段又窄又陡的山路爬上大山的又一层台阶，然后经过被称作“瞒田”的田埂南行。那田埂从头到尾约长三四百米，为方便靠山院子里的人过路和雨季山水过地，先民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横跨一条过水函，故而得名瞒田。从瞒田再往前走，过不多远就是北山寺庙子，据说那里是1933年地主还乡团杀害红军的地方，还说庙里常闹鬼。我们一群孩子上学放学过此处有些惧怕，手持竹棍如飞一般从庙门前跑过。进入四年级，老师要求住校上晚自习准备考高小。孩子们从家里带上稻草和篾席在张家祠堂的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