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红卫兵”大字报、大批斗、大串联的“热闹”场景已经过去，农村生活已基本趋于稳定。山东不愧为孔孟之乡，被红卫兵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教育”又开始回潮了。就在这档口，我经过刻苦努力，考进了鲁西北马颊河畔的一个“人民公社”片区中学读上了初中。
不知是我天资聪颖还是反叛心理，对祖辈们没有文化老老实实，那种一不顺心就动粗骂娘的“刚直不阿”的粗鲁性格，从小就有点“瞧不起”，总喜欢那些“文化人”，讲话柔细，讲出来的话是“反着晒被——看不到表都是里（理）”。故而，我也就特别喜爱读书。
那时候读书，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禁忌，上级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很少，只有语文、数学、自然、政治等四门课，根本无法满足情窦初开的花季少年那种猎奇心理。有一次，不知谁人从哪里弄了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在我们班里私底下男女间传阅，有的同学甚至在老师上课时还在转抄偷看，被老师发现后，说是淫秽读物，不仅没收了手抄本，还弄得全班同学被罚站了一节课。
那时候我也一样，这些书根本不够我读。在保证每门课程考试“甲”等成绩（分甲、乙、丙三等）的前提下，总是想尽千方百计找些课外书读。但那时，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除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四卷本以外，几乎也看不到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刊，那确实是一个书籍贫乏的年代，找本课外书谈何容易啊！记得有一次，我在我一个同村同学的家里，发现他姐姐（我叫她姑姑）房间里的书架上有一本当代大作家浩然写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如获至宝，不无羞怯的问她：“姑姑，能借我带回家看看嘛？”。这位姑姑，可不得了，早在六十年代末就是县高中的高材生了，在她将要毕业时，跟着县里的一支“全无敌”红卫兵团，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据说跑了很多地方，还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呢。
“没事，我都看过了，你拿去看吧。只是不要弄坏弄脏就行了！”我这位姑姑很大方的把书借给了我。
回到家里，做完作业，我就如痴如醉的翻看。那时，农村学校下午放学很早，平时放了学我就会按着母亲叮嘱，去村外田野里或河套里割猪草。有一次放了学，我竟然懵懵懂懂的被书中肖长春、焦淑红的恋爱情结所迷恋，忘记了去割猪草，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看到猪舍里没有草，又看到被饿得“嗷嗷”叫的猪，气不打一处来，先是拧了我耳朵把我从房间里拽出来一顿骂：“你看书能把猪看饱吗？养不好猪卖不了钱，怎么供你读书啊……”而后是拿了芦花笤帚，用笤帚疙瘩朝我的背部和臀部一顿狠打。后来又有两次，因看书耽搁了做母亲交代的事情，挨了母亲的笤帚疙瘩。
《艳阳天》这部书写的确实好，是一部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北方某地农村阶级斗争复杂化与尖锐化的作品。作品中有三组人物。一组以肖长春、焦淑红为代表的农村先进青年群体；一组以地主“马小辫”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一组是以“马大炮”等人为代表的中间人物群体。三组人物围绕农村麦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以肖长春为代表的正义群体“夺取了最后的胜利”……肖长春的干练、“弯弯绕”的诡秘、“马大炮”的直率、“马小辫”的狡猾，以及表达他们内心独白的“代表性语言”，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像在我面前一样。当时就这么一本《艳阳天》，我看了两遍，有些情节还看了多遍，几乎能背下来，经常是被作品中的情节所感染。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北方农村，书中说的那些事，就像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样。
当时，我对这部书确实爱不释手，看得痴迷。白天不能偷闲，就晚上看。那时我们农村没电，靠煤油灯照明，我每次看书到深夜，第二天清晨起来，用手一抠，鼻孔里都是浓黑的烟灰。
后来，我又从那位姑姑那里借了一些她读过的“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初中《数学》和《自然》课本，同时还借到了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金的《家》等文学作品。因为看书，耽搁了帮父母做活计，时常被母亲用笤帚疙瘩抽打，每到挨打，我就以“绝食”来吓唬母亲。父母眼见我读书的刻苦劲，心里直乐，只是因家里生活艰难没有写在脸上，但母亲渐渐地就不在举笤帚疙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