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跨入新一年门槛的当儿，我终于讨得些许的清静，以了却我早就有的一个夙愿——倾吐我和家人对大哥大嫂的感恩之情。
我的家乡原本在商州，在我的记忆中，我家是一个比较清贫的人家：父亲是乡村教师，工资一直很低，尽管全家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父母仍希望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上学读书，长大后能有所作为。可是，不幸却接踵而来：1962年高中毕业的大哥，正遇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连正在上大学的学生也放了长假，大哥上大学的梦想更是成了泡影。家里的日子也过得十分艰难，由于父亲在离家很远的乡村教书，我们也大都年幼，大哥便自然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给家里赚钱，大哥甚至赶着年节期间乡村演戏摆起香烟小摊。偏巧这期间，我最小的妹妹不幸夭折。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时，我跟着父亲念书，每次我和父亲回家，小妹一看见我们，就蹒跚着迎上来，我或父亲便喜爱地亲她、背她、抱她，家里顿时便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可是有一天，母亲突然背着小妹步行20多里的山路，来到父亲任教的村小学，说小妹喉咙长了一个疮，本想就能抗过去的，谁知几天光景竟严重起来，她不得不来找父亲，到区上的大医院给小妹治病。当时，小妹那种抢着要饭吃的情景至今仍令人难忘：每当饭时，小妹总是到锅台上抓碗，或拿上一块儿馒，狠狠地吞吃，结果却不能下咽，就着急地哭叫，母亲便将小妹搂在怀里流泪。尽管父母连续求医，还是没有挽留住小妹的生命。那时，连在外工作的人日子都过得很苦，父亲和同事常常以汤菜充饥，街市上物价飞涨，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农村，我家的日子更是难以为计。于是公元1964年，大哥便与母亲和姐妹五人迁居到千里之外的陕西F县，我的户口虽然与家人一同迁出，但仍跟着父亲在商州老家读书。不久，大哥成了家，我中学毕业参军。从此，家庭的重担便几乎全部压在了大哥大嫂身上。真是祸不单行。正当我在部队服役期间，母亲又患了大病，不得不到省城去治疗，在数月的治疗中，自然又是大哥在操劳。为了治好母亲的病，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父亲和大哥还不得不卖掉商州老家仅留的几间房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F县的文化教育事业还相当落后，就连整个公社象大哥这样的高中毕业生也是凤毛麟角，我家迁到F县不久，大哥就当了大队会计，而且完全有机会为自已谋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安顿自己的人生。可是，他却为了这个家留在了艰苦的农村。却千方百计让我参军，让我的姐姐和大妹先后参加了工作，还供着另一个小妹上学。五年的军营生活结束后，我回到F县，经历了我人生中艰难的一段日子。在这段日子里，大哥又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按说那时我完全能够替家里分担负担，可大哥却总是呵护着我，就是进山打柴，也尽量不让我去，生怕我有个什么闪失。后来，便与我一起在附近的地方教我如何做捆柴的“腰子”，怎样防止风险，又常常指点我如何做事处人。不久，我成了家，又是他为我盘炕垒灶，还常来我生活的窑洞关照。1975年末，我终于进了工厂，当时，我的儿子刚刚满月，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岳母便从商州前来照料我的妻子和儿子。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叫“高岩”的半坡上，吃水要到约半里多路的坡下去挑，大哥便对我说：“你放心地走吧，挑水有我哩。”如今，大哥所在的村虽己告别了窑洞，几乎家家户户住进了宽畅时兴的楼房瓦舍，但每每回村，望着我曾经居住过的那孔文物一般的窑洞，我的眼前仍不时显现着大哥操劳的身影。　
最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大哥大嫂对父母所尽的孝道。进工厂还不到一年，我又为妻子谋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从此，我的小家便告别了山村生活。不久后，父亲退休来到母亲和大哥大嫂生活的村子，度过了一段相对清静的生活。每逢节假日，在外工作的两个妹妹便常带着孩子看望父母。八十年代后期，我和妻子又调到县上工作，我当了小县广播电台的编采，妻子仍然任教。己近中年的我，经历了颇多的坎坷，自然十分珍惜自己的岗位，终日忙于采访写稿，虽然时不时地挤出下乡采访路过和部分节假日看望父母，或让妻子带着儿子与父母和大哥大嫂一家共享天伦之乐。可是，日常照料父母仍然是与父母朝夕相伴的大哥大嫂。这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和许多农民一样，大哥家不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能够赚钱的甜椒等产品，还发展了苹果园，一年四季没黑没明地忙。而随着父母年事的增高，赡养二老的担子与日加重。先是严重的气管咽、血管硬化等老年病使年逾古稀的父亲常年卧床不起。
大嫂是一个不善言辞却十分细心的人，为了过好日子，她经常与大哥一起下地，但无论活路多忙，她从来不让母亲为卧床不起的父亲的饮食起居操心。临下地，热腾腾的荷包鸡蛋便端到二老的床前，该做晌午饭的时候，大哥继续忙着地里的活路，大嫂便要赶回家为二老和家里做饭。父亲要下床，大嫂尽量不让年迈的母亲掺扶，不是自己动手，便是指派身边的儿子儿媳，使父亲安然地度过了晚年的时光。我的母亲中年多灾多难，但在大哥大嫂的精心照料下和家庭和睦的氛围中，到了老年却变得身板硬朗，背不舵、眼不花，一双小脚走起路来又稳又快。县上乡里的交流会、秦腔演出以及男婚女嫁等埸合，她总要由孙子孙媳和重孙们簇拥着去奏热闹。闲遐的日子，她常坐在炕头或院子，不是为孙子、重孙绣虎头枕头、绣花小鞋，就是为村上的后生媳妇们做一些令后生们爱不释手的“古董”。
可是，大约八九年前的一天，我回家探望母亲和大哥大嫂，知道我每次探望，总要陪在老人身边与母亲拉呱的兄嫂却对我说，这些天，母亲变得神志时清时混，常常说一些莫名奇妙的话。请来的乡卫生院医生告诉他们，这大约是母亲年事己高的缘故。所以大哥和大嫂便没有通知我们。大哥还说，自从父亲去世，家里至少常有一个人晚上陪着母亲，可是近几天，她却不肯让人陪她，还常常半夜三更将陪她的人硬往外撵。果然那天夜半，我就遭遇到了这种尴尬。
就在这次探望后不久的一天，我突然得到母亲骨折的消息，我知道大哥大嫂总是将孝敬老人的担子由自己扛着，没有实在过不去的事儿，是从来不愿打扰我们的。于是，我连忙叫了县上知名的骨科大夫，坐着出租车赶回母亲身边。才知道母亲的病情更重了，整天精神亢奋，甚至做出不少危险的举动，结果造成了骨折。从此，大哥大嫂更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