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五零点10分，我的父亲走完了82个春秋的人生历程。
回忆父亲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和无奈，不能不令人生发出几多感慨。
1946冬，父亲在东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经历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并且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军南下的1949年春，父亲在安徽芜湖腿部负伤，被部队上安置在当地治疗养伤。五十多天后，父亲的腿伤痊愈了。但是，那时候父亲却做出了一个令自己痛悔一生的决定——他没有去追寻自己的部队，而是擅自从安徽回到了家乡。父亲说当时他想得非常简单，既然连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都打下来了，那就说明仗已经打完了。再说，那时候信息闭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去了什么地方。总而言之，父亲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家乡早已经解放。大伯作为村长，正积极带领乡亲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父亲虽说回到了家乡，可对于种地并没有多少兴趣。正值乡里要找一个政治条件好的青年当通信员，大伯近水楼台得到消息就公私兼顾地把父亲给推荐了去。不久，县上的领导到乡里视察，发现父亲手脚勤快做事利索，就把他要到县府做了姜县长的勤务员。父亲当时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在首长参加重要活动的时候，具体负责保护姜县长的安全；二是在平时照顾姜县长的生活，偶尔人手紧时也跑跑乡镇送送公文传达县府的指示。在这期间，父亲也不是没有被提拔的机会，但是因为没有文化（父亲没上过学，只是在部队上认了几个字）好几回都是不了了之。
父亲与母亲在1952年结婚后，五年里先后生下了哥哥和我。1957年秋县府裁编，父亲被分配到渭头河大瓮厂当了一名与泥巴打交道的工人。因为当时厂里环境简陋，不具备安置职工家属的条件，我们母子三个只好回到老家居住（当时哥哥三岁，我还不满一岁）。说是陶瓷工人，可父亲毫无技术干得只是碾土和和泥巴的活，劳动强度决不亚于干田间农活。又因为学徒工资低得可怜，根本不能保证一家四口的正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没有心情再继续干下去，所以熬了不到一年就主动打报告辞职，返回老家以照顾妻儿。
那时候，山东王村耐火材料厂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正在兴建中。当时，我大伯作为部队干部专业后，已经被分配到该厂保卫科工作；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四叔也由坦克兵的身份，转业到该厂成了一名汽车司机。在大伯和四叔的介绍下，父亲到王村耐火材料厂车队当了一名装卸工。汽车装卸并不比和泥巴打交道强多少，可既然去了父亲还是想好好干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也是不愿意给兄长和弟弟脸上抹灰的。可装卸工作比原先想象得还要苦得多，又累又脏不说，还常常加班加点搞会战，很少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的父亲实在有些吃不消。即便如此，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辛辛苦苦地干了四年，父亲的工资才由最初的二十八元增加到了三十六元。那时候，三弟和四弟已经挨肩儿来到世上。虽然有祖母帮衬着，可母亲只身拉扯四个孩子依然显得力不从心，自然也就挣不来多少工分。当时，农村流传着这么一句口头禅：“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由此，不难想象没有工分对社员意味着什么。因此，父亲用汗水换来的屈指可数的几个钱，除了要留出自己伙食费外，剩余的大都交到生产队为家人买了工分。否则的话，生产队就不分给家里人口粮。
艰难的日子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无论如何也熬不下去了。天灾也罢，人祸也罢，三年困难不期而至。别说手里没有多少钱，就算有钱也没地方买到可以填饱肚子的粮食。当时，全国各地无处不闹粮荒。为了保全更多老百姓的生命，国家终于下决心压缩建设规模、放缓建设速度。于是，开始了势在必行的国营大企业职工减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抢着报名成了第一批离职人员中的一个。
回到家里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一家人吃糠咽菜捎带着吃树叶树皮，好好歹歹总算没有被饿死。为了能多挣一点工分，父亲请求队长多给自己分派推小车的活儿。虽然需要起早贪黑翻山越岭，可是父亲却最愿意去七十里外的大奎山推炭（生产队的饲养处、粉坊和豆腐房都要使用），因为来回一趟不仅可以记12分工分，还可以得到两毛钱的补助。放到现在是不会有谁把两毛钱放在眼里的，可那时候一个工值（十分工的价值）也不过才一角八分钱，等到年终决算能不能拿到手还是另外一会事。
有一年的麦收前，父亲与其他几位社员一块去淄川城换散装酒（生产队育完了地瓜苗，再扒出地瓜母切成片晒干，换回散装酒按户分给社员。）为了避免酒的折耗，好酒的人一般是得不到这种差事的。那一次，父亲他们在换酒回来的路上遭遇大雨，不得不住在了离家三十里的商家镇。闲得实在无聊，在带队的一个副队长的首肯下，几个人就就着咸菜喝起了酒。那种老白干决不低于60度（酒精含量），父亲他们那些人又都不是“盛酒的家伙”，所以大半碗白酒灌下去，除了副队长还能语焉不详地说几句胡话外，其他人则都呕吐得翻江倒海，跌在草铺上人事不懂了。为此，第二天傍黑这支醉兵队伍才云里雾里地回到家。事后知道了内情，队长不仅强迫一干人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查，还擅自剥夺了父亲他们分得一瓶酒的权利。
为了一家人能吃饱肚子，父亲就泼死泼活地苦苦劳作。由于超负荷劳作和食物质量低劣，父亲在五弟出生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整个肚子肿胀得一敲嘭嘭作响（经市中医院诊断为肝腹水）。在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情况下，父亲才不得不借了十块钱从医院抓回来12服草药。得了那样的病，父亲并没有抱多大希望能治好。可也许是那草药疗效神奇，也许是冥冥中有神灵保佑，半年过后父亲的身体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回想起来，这对于当时我们那个艰难困苦的额家庭来说是多么不幸中的万幸啊！
父亲没有多大本事，但却从来不怕吃苦受累。我们兄弟一年年长大，父亲像头领墒的牛似的带着我们辛勤劳作。从1971年到1985年的十五年间，父亲节衣缩食任劳任怨地操劳，主持着建成了五处15间土坯房，又操扯着先后帮我们五兄弟成了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曾经“官运亨通”被推举为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单从这个头衔中谁都明白父亲的当“官”并不是因为有多大能力，而是因为家庭的贫穷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想想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