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是“知”的源头，“知”是“行”的结果，这是“知”和“行”的辩证法，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是根本不同的。
要解决一个问题，达到一个目的，是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找到客观规律容易，还是着手实践更容易？显然，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先行先试。因为理论不经过实践凭空产生是难的，而在没有理论指导下去试去闯相对是容易的，这就是“行易知难”的道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与实践相互矛盾作用，使人的思想认识不断飞跃。实践是认识的起源，也是每一次再认识的前提条件，不经过实践要获得真知是很困难的事，而如果要反过来说，既不符合唯物辩证观也不符合逻辑。人的一切正确认识都来源于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夕更具体化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是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知易行难”，通俗地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觉得明白事理容易，身体力行难。中国人的“知易行难”，表面上听起来是教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讲大道理，而是要扑下身子去干实事，但实际上反映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更说出了唯心主义难以改造客观世界的无奈。
“知易行难”还反映了阶级社会里统治者脱离生产实践活动，从意识形态上崇尚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社会现实。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统治者认为，上层阶级的社会分工就是“劳心”，他们可以先知先觉，而生产实践是“劳力者”的事。“劳心者”脱离实际来做认识世界和治理社会的顶层设计，做符合自己本分的事很容易，而要像下层阶级那样去进行生产实践（包括科学实验），那当然是很难的。也就因为这样，“说起来容易（因为纯粹是头脑游戏），做起来难（因为脱离实际，所以凭空想出来的道理经不起检验会在实践中失败）”。
是“知易行难”，还是“行易知难”？这是东西方科学进步和文明发展走向不同道路的分野。
中国人信奉先知先觉，认为智慧是天赋的，天下大事由圣贤和英雄豪杰的英明决断来决定。这些思潮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中有充分反映；信奉祖先，认为现在的事情祖先早已排好，现在的人没祖先高明，祖先说几句很玄乎很简单的话就可能有很多种解释，蕴藏了大道理。周易、八卦热以及当代对古典文化的盲目崇拜能说明一二；信奉神明，认为世间的万事皆由神明决定，人力无法改变，所以古时被压迫者举事都喜制造谶语，假神明旨意，今天不相信科学相信算命的仍大有人在。
在“知易行难”的思想体系主导下，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西方元素周期表发现后，中国人还认为世界万物只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当西方解剖学和化学的发展起来，诞生现代医学后，中国人的医学还还停留在祖先的《黄帝内经》和先人记载的一些草本植物上。先知先觉的问题是，对事物的认知形而上学，停留在表层的推理想象，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实验方法。在唯心和专制共同作用下，科学的发明创造在中国一度还被认为是奇技淫巧。
自然科学崇尚的探索和冒险精神，引领人的思想解放，要求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要求摆脱对神权君权的盲目遵从，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西方推崇的“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由此而兴。以上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文明主宰了当今世界，并呈现了旺盛生命力。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胡锦涛语）孙中山，最早系统地抨击了国人“知易行难”劣根性。他提出“行易知难”的学说，号召国民树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的新观念，激励国民积极进取、勇于实践，为建立新社会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效法西方的探索精神，在科学技术上取得大进展。这一学说对中国以后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建设的实践，具有里程碑式的启发意义。
毋庸讳言，从“知易行难”到“行易知难”，这个重要的民族集体心态转变工程，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经济建设领域的“唯GDP论”，到文化建设领域的挖掘“国粹”热，再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原创成果的匮乏，往深层次观察，其实都有“知易行难”的民族心态劣根性在或多或少的施加着影响。当前，眼高手低、形式主义、贪大求洋、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等，一系列社会病皆发轫于此。
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还亟需深入人心，科学理念的张扬还有待摆在更重要的地位。整个民族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亟待再启蒙，期待着像“五四”时期那样来一个狂飙突进，但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