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对“单位”的诠释是：“机关和团体，或者属于一个机关和团体的各个部门”。
在中国，“单位”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单位”对一个人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属于哪个单位，那个单位是什么性质，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不同地位、名誉甚至是收入等等。
我曾经在三个单位工作过，都是学校，但性质各不同。
我工作后的第一个单位，是一家企业的子弟学校，从编制上来说，这个单位的性质属于企业。
这是一家部属大型军工企业，中央直属单位，规模颇大（连家属在内，十万人），名声也很大，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效益在当时都是顶级的，一般人很难进入到这个单位。单位的新增员工，除了航空院校毕业分配来的专业人才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本单位职工的子女，通过顶替、招工等方式成为单位的人。所以，在我们单位，基本上都是一家两代、甚至三代都是同一单位的人。
我刚进这个单位时，同事们都在纷纷猜测我是通过什么关系进来的。其实，为了我们的到来，单位还是费了些周折的，因为当年的大学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但我们毕业的学校是省属师范院校，而单位是部属的企业，不属于我们的分配范围，所以，单位花了一大笔钱给学校（人头一万），才要到八个毕业生，作为文革后分到单位的第一批非专业人才。单位对我们这八个师范生特别重视，毕业派遣那天，单位来了一个处长，派了两辆车接我们，一辆坐人，一辆运行礼。到了单位之后，因为青工宿舍暂时还没有给我们调出住房，所以，把我们全部安置在单位的招待所，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享受了一个月。
进入这个单位后，我们的优越感最早显示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工资收入比分到其它单位的同学都要高出许多。
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五十几元（是当时社会上的高工资），而我们单位除了这基本工资外，还有各种奖金和补贴，比如，航空津贴、出勤奖、效益奖、月奖、季奖和年终奖等等，一年下来起码比其它单位多出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除了工资奖金多之外，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福利好。
比如，单位经常会发东西。只要是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单位就会想到发给大家，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比如冷饮、水果、啤酒、食油、大米、衣服、鞋子、雨伞、毛巾、床单、被子等，凡是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单位都会发；逢年过节，年货、礼品之类的，基本上不用自己再去思考，单位也都会发给大家。
还有，单位的住房条件也不错：所有的单身员工都可分配住进集体宿舍，单位的集体宿舍一共有八栋，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和建造的，楼层高，空间大，处处透着一种大气。每一栋楼都有三层，每一层四十多间房，房间统一配置了单人床、书桌、电扇和衣柜，洗手间、水房、冲凉房是公用的，一层楼东西两头各一套。同城的青工四人一间，家在外地的是二人一间。成了家的职工都住单位建的宿舍，也都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和建造的，基本都是两房和三房的结构，开始的时候是一家一套，后来由于单位人口激增，所以，慢慢变成两家甚至三家共一套了，一家一间住房，洗手间和厨房共用，虽然各家的面积不算太多了，但在当时还是福利分房的年代，象我们单位这样能够公平分到住房的，还是相当庆幸的事。
福利好的另一个表现是，一个人一旦进了这个单位，自己的一生便全由单位给承包了，从孩子的入托、上学，一直到就业，基本上能享受一条龙服务：母亲休完产假后，孩子就可以在本单位的托儿所入托（费用是一个月三元，管三餐），然后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专（全是本单位办的的学校，且一律免费）。中学毕业后，以顶替的形式就业，没有顶替指标的，就进单位办的大小集体单位；大专毕业的直接进单位工作。我们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的机构设施都有（除了监狱）。
除了福利待遇好之外，这家单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管理特别规范。
八十年代，企业提出一个“量化管理”的概念，我们单位不管是生产部门，还是后勤服务部门，统统都严格执行。比如在我们学校，班级的管理是，责任落实到人，收入分配与业绩和工作量直接挂钩：老师按课时量发工资，超出部分另外给奖金。班主任的工作量则是按班级实际人数来计算的，教室的课桌椅等全部落实到每个学生头上，谁使用谁管理，损坏照价赔偿。老师的办公用品，按人均发放购物卷，超出部分自己用钱购买，用不完的按原价折算可以在学校仓库房子购买相应的东西。严格的管理模式，不仅避免了财物的浪费，而且由于责任明确，奖惩分明，极大地调动了老师的积极性，使得单位的工作井井有条。
不过，严格的管理模式也会有弊端的，比如，太讲原则，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缺乏人性和温情，显得形式主义太严重。比如，我在调离这个单位的时候（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我在工作八年后离开了这个单位，调进了离家较近的一所中学），在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中，就充分感受到单位的管理模式给我带来的麻烦：仅仅是在最后开“离厂证明”的时候，就花了我整整三天的时间，找了N个部门，盖了二十多个公章，才将手续办妥。而且，据说我这速度和其它的人比起来还算是非常之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