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追求目标以及待人接物的原则等。人活着的目的，除了享受就是追求，追求生活，追求幸福，追求理想，追求爱情，追求名利，追求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天空。通过追求，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从而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这是每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最美好的境界。
然而，人在追求和完善自我过程中，最容易迷失自己。为了生活，有时不得不做出有悖自己良心的事，有时不得不随波逐流，有时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忘记了。
小李原是一名机关干部，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事都争着干，道道地地一个农民后代的禀性。工作几年后他慢慢地发现，越是爱做事的人，越是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而那些平时喜欢耍嘴皮子溜须拍马的人，却能得到领导的重用，他一时迷惑了。为了出人头地，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天天围着领导转，原来不喜欢打牌的他，学会了陪领导打牌搓麻将；原来不喜欢奉承的他，如今一见领导，又是点头哈腰，又是阿谀奉承，甚至连领导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也敢在同事面前为领导辩护。
有一次，领导带他去外地出差，在宾馆嫖娼时被当地警方抓住，还罚了五千块钱。回到单位后，领导弄来一张五千元的发票要他去报帐。他为了赢得领导对他的信任，竟昧着良心为领导开脱，撒谎告诉财务，证明这笔钱是为了处理与当地的关系，送了五千元纪念品。财务也没有追究，当即就报销了。后来这位领导“东窗事发”，新领导上任，小李又把这件事作为前任领导的犯罪证据，向上级邀功请赏，致使那位领导罪加一等，蹲了班房。回到家里，他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便不停地责问自己，我还是先前的我么？
不用问，小李已不再是从前的小李，他的变化纯属于自己虚荣心的膨胀，在社会的伟大变革中，丢失了他原来的禀性。说得严重一点，那是他精神追求的一种蜕变，这种蜕变，扭曲了他作为一个农民后代最善良、最质朴、最美好的心灵，蜕变成一个市侩小人和两面人，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作为现实中的人，无论是谁，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做人的原则。比如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那些话该说，那些话不该说，这些都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人要是没有了本性，喜欢奉承，喜欢溜须拍马，喜欢趋炎附势，喜欢人云亦云，完全把自己从这个“自我”变成另一个“自我”，这与行尸走肉、灵魂出壳、甘为他人之仆又有什么区别？
人最难认识的就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人为地加重在自己身上的痛苦砝码。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笔下描写的那个“变色龙”警官奥楚美洛夫就是这样的人。为了一只咬人的狗，竟在短短的时间内六次变换态度（脸色），把他讨好上司席加洛夫将军的一副丑恶嘴脸暴露得体无完肤，活脱脱一个“变色龙”。我们的生活中，像奥楚美洛夫这样的“变色龙”难道还少吗？他们活着只是一具躯壳，灵魂深处成了别人的化身。要是我们的社会多一个这样的人，真是国不幸，民不幸，何来和谐？何来平安？
人除了有其个性，更需要有其傲骨，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像晋代不为“无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被毛泽东赞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先生，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时候，毅然弃医从文，借手中之笔作投枪与匕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中国精神，这就是民族精神，这就是炎黄子孙自我精神的真正体现！
古人云：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又云：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意思是说：不论是倒霉还是得志，是生还是死，都应该保持正直不阿的气节。不符合道德标准，君子不看轻自己的生命；死得有价值，君子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知道，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我”，摆脱不了与周围的人接触，更改变不了与身边的人打交道。但在与人接触和打交道的处世中，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看法，不做“墙头草”，不做“变色龙”，态度明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原则性强。这不仅是我们要大力提倡的时代精神，更是中国人弘扬国威的一种民族正气。
人无傲骨不立，民无傲骨不壮，国无傲骨不强。充分展现自我，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民族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