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旧学体制读私塾算起，到新学体制上小学，再到中学、大学，经历了十七年的寒窗苦读。给我教书上课的老师有几十位，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终生难忘的，是在苏北乡下徐桥小学读书期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赵振中先生。他是我人生道路上启蒙的恩师。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教师一律尊称为先生，对教师的夫人尊称为师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也。作为先生，讲究为人师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学生，遵循师道尊严，路遇先生必鞠躬致意，问候一声“先生好!”并侧身礼让先生先行。无论在我读私塾的时候，还是后来进入国立学校，都是学前的必修课。
我家在农村，家居简陋，生活清贫，地道的乡巴佬，但我学习用功，成绩优秀，由于我上学路远，中午带饭在校用餐，赵先生对我的学习和生活关爱有加，如同我的亲生父母亲一样照顾我、关心我。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雨伞和雨鞋，碰上雨天，常常是“青箬笠，绿蓑衣”，夏天光脚赶路，冬天穿双旧布鞋，赶到学校时总是满脚泥巴。每一次，先生都要把我领到学校厨房里，打一盆热水让我洗好泥脚，换上我随身带着的布鞋，干干净净去上课。如此爱生如子的情景，至今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称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这一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在先生的关心下，我成为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为了买一条红领巾，虽然只要两角前，但我不敢跟父亲说，就偷偷告诉了母亲，母亲从床头翻出一个小小的布包，从她不多的“私房钱”里拿出两角钱给了我，第二天到学校兴冲冲地交给了先生。先生说：“我已经把红领巾给你准备好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时，我当选为学校少先队大队委员。至今我还记得先生教我们唱的那首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那甜美的童声，淳朴炽烈的感情，是今天的人们不可能拥有的。即使演技再高超的歌唱家来演唱，也恐怕难以再现这首老歌那最初的境界。
徐桥小学是一所初小。四年级毕业那年，先生从十几里路之外的镇上照相馆请来照相师傅，在学校操场上和我们几个同学合影留念。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两张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已经发黄且有破损，但我一直珍藏着。陈旧的照片上，我们这些土得掉渣的农村伢儿，尤其是我，上身着一件瘦而长的蓝布褂子，下身穿一条蓝白格子布的免裆裤，光脚蹬着一双蓝布鞋，都是母亲用土纺土织的尺二门面“小布”和土纺棉线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
有趣的是，别看照片上大家一身土气，每人的衣兜上都挂着两支钢笔。这钢笔可是当时显示一个人有文化有品位的标志。那个时代有一种说法，挂一支钢笔，是小学生，挂两支是中学生，三支就是大学生了，钢笔成了文凭的招牌。钢笔的牌子也是有讲究的，那时最时髦的品牌是“关勒铭”，其次就是金星，要是有人挂上一支派克笔，那就是现在开一辆宝马车呀！当然，这样做都是给别人看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文化品位。可那时的我，即使是最普通的牌子，也是不可能同时拥有两支钢笔的。先生看我只有一支，其他两人都是一对，就拿出他自己的一支挂在了我的衣兜上，悄悄对我说：“这支钢笔就作为你毕业的纪念品，送给你！”
开完毕业典礼那一天，先生又送给我一件纪念品，那是一只小巧玲珑的玉制小猴子。我的生肖属猴，先生送这样的礼品给我，可见他用心之良苦。这件珍贵的纪念品，要不是十年后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被“红卫兵”“扫四旧”从家中卷走了，我会一直珍藏到现在的。
待到我大学毕业回家时，先生已调任城里一所中学的校长。我步行二十多公里，专程去看望他。看到昔日的“爱徒”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先生非常高兴，临行前从箱子里翻出一双崭新的尼龙袜子送给我。这尼龙袜子在当时可是城里人和有钱人的“奢侈品”啊！直到我中学毕业，不要说尼龙袜子我见都没有见过，就连线袜子我都没有穿过，一直穿着母亲给我手工缝制的松松垮垮的土布袜子。即使是这样的土布袜子，也只有到冬天天冷的时候才穿几个月，夏天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穿的。
玉石猴和尼龙袜已经不在，可先生浓浓的师爱一直温暖着我、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