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过一段日子，身心颇感疲惫，该要有个放松的去处，在我看来，放松身心的栖息地最好的地方莫过书斋了。
逢了这双休日，有时间来把最近案头上的书籍梳理一下，顺便归类一个多月来所购置的和朋友赠送的书籍，接下去即可按计划从容地点读书，也好接着换上新一轮的案头书籍。
可总有一些书籍在案头上让你终生无法更新，如《陈寅恪文集》就是一部我案头上永远不可更替的书，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未始终没离开过我。离不开之原因不仅是陈寅恪先生作为现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语言学家的博大精深，还在于他是一位现代杰出的思想家，遗憾的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个思想家，有些学者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这种认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到中国思想界认可。然而却最让我折服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光芒依然照耀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天空。
在中国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几十个年代里，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今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已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之信念。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有所不同。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首推者是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儿三见，“自由”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套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说，其实光就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著书彰扬陈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彰扬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而号称“世家子弟”（李提摩太语）的陈寅恪晚年却还要专门“著书唯剩颂红妆”，十分同情陈端生反抗“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对柳如是，则甚至夸奖其“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中国旧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近代最著名的儒学名臣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的做人标准与陈寅恪的做人标准相对比，反差如黑白天。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只有陈寅恪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这是何等样的思想高明。
陈寅恪在整个治学著书活动中，最令人感慨的是他在治隋唐史中，他大量地搜采于唐人笔记、小说、诗歌。陈氏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可以看作他所独创的以诗文为主要材料探史析史的三部代表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一书，全书四十万言，是陈寅恪暮年双目失明后尽十年之力，完全依靠记忆口授著成。关于此书，曾参与工作的陈氏助手黄萱曾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晚年陈寅恪相继在清华大学、中山大学集任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他一边孜孜不倦地任教，一边繁富地著述立说。文革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所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资料、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的一座民房里，一代文化宗师悄然饮恨离开人世。
然而如今陈寅恪先生的“独立、自由”之精神愈来愈闪耀着它迷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