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西方两大伟人，鲁迅和尼采的思想和作品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不仅因为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更重要的，他们身上闪烁着人类最可贵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推动我们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落后走向文明。所以研究（确切说是学习）鲁迅和尼采，是希望从中取得解开人类社会发展秘密的钥匙，促进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那鲁迅和尼采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哪里？
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众所周知，基督教信仰对西方人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具有全方位的影响，这深刻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雕刻等各个领域。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生活、一切善恶都由万能的上帝来赏罚；由于祖先曾受恶魔诱惑干下种种滔天罪行，具有血肉之躯和七情六欲的生命体——人被认为有所谓的原罪，注定要在世间经受苦难，终生忏悔、赎罪。如果不绝对服从上帝的道德命令，“灵魂”便不能进天堂获得‘“永生”，而是被罚入地狱，沦入“永劫”。这也是“原罪说”所以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绘画艺术中一直是个重要主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到了中世纪，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到了极端崇拜的地步。教会实际成了管理社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教权泛滥情况严重。不少教会违反基督教的本义，过多地干预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如基督的高徒保罗在‘罗马人书’里如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皇帝，国王，县令，市长，村长，都是耶和华给的权利，反抗当然不可以。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老百姓只能心甘情愿的归顺当权者，说白了——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权威至高无上，反抗国王就是怀疑上帝。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意识观念要随之与时俱进。教会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专制威权由于其落后，一直被无神论者所怀疑和抨击。但直到尼采的时代，基督教在最重要的伦理道德领域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所形成的习俗在普通西方人中深入人心，根深蒂固。
而在旧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类似“金字塔”式的，一层叠一层，自上而下采用种种物质手段和精神的手段进行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严密组织结构。封建统治者利用儒家传授所谓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人的个性，把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这种禁锢已经让绝大多数民众失去了对人以及人自身价值的思考，他们不敢也无法对不公平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吼叫。更可悲的，这种禁锢还导致了人的创造力的衰竭，整个社会遵循的是保守、中庸的道德规范。作为生产力最主要要素的“人”的不思进取，无法大胆的进行创新和改革，生产力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时代进步的要求。曾经的“东方巨龙”落后了，而落后意味着挨打、被侵略，于是“八国联军”带着鸦片和和大炮来了，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呼唤着人们的觉醒，一起把有力的双拳举过头顶，打碎这布满黑云的天空，创造一个美丽的没有压迫的自由新世界。
“觉醒”首先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西方学者曼海姆在著名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不从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乃是因为他们恪守着知识和思想的信念，自觉地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这表明：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诸如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就是具有所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情怀。
于是，尼采出现了。他不仅猛烈抨击人们所不敢碰或不愿碰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权力意志”。所谓的“权力意志”，在尼采看来就是要竭尽生命力之所能，不屈不挠地前进、奋斗，永无休止地去占有、去支配，去实现对统治和权力的渴望。任何生物的生命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能力，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要释放这种力量，去征服他物。作为人的生命的“权力意志”，强调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强调的是不断自我创造、扩张和超越，达到自我完善。尼采主张一种积极奋发的人生，强调人不应该成为环境的奴隶，不应满足于“己经如此”的现状；而应该努力去追求和实现“应该如此”的存在。因此，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首激扬奋进的生命之歌，是强者征服世界的号叫声。在尼采的眼里，人“受生命本能支配”，“人是自身的主人”。为了人的“权力意志”的充分发挥，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应毫不留情的予以清除。他认为基督教“改善”人类的方法、意图，是使被驯化者的生命本能削弱，压抑人的本来天性。而压抑天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变得如动物园里供人观瞻的动物，毫无自由、幸福可言。尼采认为这种“改善”是“充满对生命冲动的仇恨”的病态，是充满对“强壮幸福”的猜忌的病态。因而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驯化是“败坏人”的。
于是，鲁迅出现了。他看到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不是科技的落后，国力的衰弱。而是礼教对人性的压抑造成人的心灵的荒漠化，民众犹如“井底之蛙”无法与当时的世界潮流接轨，民智不开则国家无望。为了实现抱负，鲁迅决然的弃医学文，试图从思想深处改变国人。他猛烈批判传统道德，借用尼采的话，说中国的道德家是“死的说教者”。批判“节烈”时说，那些道德家总是说“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别出心裁地“鼓吹女人自杀”，并进而指出“节烈”之类传统道德与“存在的生命和价值”敌对，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1]鲁迅把礼教禁锢着的中国比作令人“从昏睡入死灭”的铁屋子。说中国的古训是“教人不要动”，教人“苟活”，即“太卑怯”地活，“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和尼采的反基督教驯化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圣人之徒之所谓教化是“作践人”的。和尼采用“驯兽场”的比喻批判基督教对人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