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姨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概括他人的故事创作而成。
一九七六年，我在兰州近郊的永登一中上高一。家中有七口人吃饭。我的父亲在县城火车站装卸队当装卸工。
农历八月十四晚上，一轮圆月早早地悬挂在高高的天空。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高尔基的《童年》。主人公不幸的命运，悲惨的社会环境，正直而好学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世界。
我正读的如痴如醉，父亲拎着一个打了几处补丁的面袋子，推开门喊我给他挣口袋。说是要装一袋子白面，送给管他们的货运室主任。还说装卸队队长要求他们每人送一袋。否则，这个活路有可能被邻近的满城村抢去。因为满城村种蔬菜，年头节下他们常常给周围工矿企业的头头们送去新鲜的蔬菜。
事关大家的饭碗，每个人都不能马虎。一定要送新麦子磨出的前三道精面。
父亲一边揭面柜盖子一边问坐在炕上纳鞋底的奶奶，鸡蛋买好了没有。因为，除过送面，每人还要送一百个鸡蛋。
当时，我的父亲每月能从火车站挣回二三十块津贴费，在一个穷家寒舍那可是天文数字。
我见过父亲他们这些装卸工经常送礼的那个货运室主任。因为他的女儿和我同龄同级。
由于他的父亲是国家铁路系统的干部，她和她那个阶层的同学们早餐可以吃到混合面饼子或者馒头。当时流行的的确良、涤卡他们也早已经上身。在学校，我们这些来自周边农村的穷孩子们将他们这类出生在城里，父母有工作的孩子衬托的体面尊贵。
那时，我家很少吃白面，主粮基本都是包谷面和青稞面。中午放学后我们一般都在学校吃午饭。所谓的午饭不过就是一个杂粮馒头而已。就这饭食我比我的母亲好多了。起码我能和那些父母有工作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
听大人们讲，我的母亲和两个姨娘小学毕业后分别以全乡第一、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一中。后来，仅仅读了一个月就因为拿不起中午的一个馍被迫退学。
母亲所处的时代人才奇缺，只要考上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能分配工作。最次也是个小学教师。然而，我的母亲姊妹三个一个都上不起。被庄里人称为才女的母亲姐妹们就这样任凭才华自生自灭。只能做一个农村妇女，延续自己母亲的命运。
父亲经常说：“龙养龙，凤养凤，老鼠生的会打洞。”
奶奶也常常训导我和妹妹要安分守己。她说：“丫头，人挡住过去哩！命挡住过不去。心强不中用，要命强哩！”
难道命运真的就无法改变吗？难道将家中极少的一点白面送给那个货运室主任理所应当吗？
白花花的面粉一碗碗装进了面袋子。面粉散发的清香直扑我的心脾。夜幕下的月亮无奈地看着这一幕。我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幕。
第二天就是中秋节。我们一家七口没有吃上用白面蒸出的大月饼。因为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白面了。
从小到大，我们许多农村孩子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天天吃白面馍馍。今天好多孩子已经腻味了的白面馒头在我二十岁前却是家里最好的吃食，最大的期盼。
可是，一年到头我们却根本吃不到几个白面馍。仅有的一点白面——我们一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还要拿去送人。再用父亲挣来的哪二三十元血汗钱买点包谷面或青稞面糊口。
报刊杂志上道德家理论家们天天在说教——富人应该帮助穷人。可现实生活中为什么穷人反要给富人送礼？我的眼泪一点点无声地落进了白花花的面袋子里……
从此，我变得不爱说话了，大量阅读各类能找到的书籍，想从中找到答案。痛楚无法倾诉，便想用文字来表现。
几年过去了。我们国家走进了新的时代。改革开放使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凭借考试当上了老师。
一九八二年，中秋节晚上。已经不愁吃穿的我望着满桌子的月饼和水果，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七六年的那个中秋节。于是我满怀悲愤趴在炕上写下了这篇小说。
当年十二月，出生在陕西华山脚下，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生物系，当时在永登县文化馆工作后调往兰州市文化局任副局长的杨培鑫老师，听说我业余搞文学创作，便辗转找到我。杨培鑫老师不光博学多才，在音乐、书法，考古等领域有较深厚的造诣，而且是个热心挖掘，扶持培养青年人才的“伯乐”。
当他看过我的这篇小说后，立即把我推荐到兰州市文联《金城》编辑部举办的第二期文学讲习班学习。并和我工作学校的鲁秉钧校长协商解决了请假问题。（鲁秉钧老师是我学生时代最敬重的老师，以后我会有专文介绍他）。
讲习班当时的学员全是各地文化馆推荐的。要求必须是在省市级报刊公开发表过纯文学作品的。食宿，往返车费全部由市文联承担。前来学习的人员中有不少人当时在省市文坛已有相当的名气。
而我是第一次来兰州。也是唯一来自农村的学员。年龄最小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说实话当时我连怎么投稿往那里投稿这些常识问题都不懂。负责接待和报名的工作人员埋怨杨培鑫说：“你怎么推荐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姑娘来学习呢？”
杨培鑫风趣的说：“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看看再说。作家们哪一个不是从默默无闻到慢慢出名的。一个人才的出现需要一个过程。你们办讲习所不就是挖掘培养人才嘛！”
感谢杨培鑫老师！感谢《金城》编辑部的老师们！
刚进去时，我连小说的三要素，情节细节甚至小说和散文有什么区别都搞不懂。惹得学员们哈哈大笑。我只是凭感觉在写作。
一个月后研讨结束，我受到了编辑部特别表扬。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城里的姨夫》被他们编发在一九八三年第二期《金城》。还请了甘肃教育学院的副教授王新兰老师写了评论文章。从此我开始步入文坛，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在不断发展，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自然不需要再像那个时代那样饿着肚子送礼。可是，下送上，穷送富；农村巴结城市，平民孝敬官吏。当年我笔下的这种送礼现象反而愈演愈烈，发人深省。
不少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许多人依靠人情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钻进党内的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参透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俊杰们”享受着大部分改革成果。
形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土壤，文化基础是什么？网友十年砍柴说得好：“转型期的中国几乎是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已经有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包括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系，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