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何曾相识燕归来”，句子是宋朝人晏殊的句子，写的不过是官场升平之余的闲愁。是在某些人看来却是亡国的征兆。
从上中学起，“宋朝”这个名词就是与软弱联系在一起的的。历史老师每次讲到岳飞沉冤风波亭的时候都不忘悲愤异常的数落宋朝的。大发感慨之余后不胜唏嘘，好似只有岳飞才能撑起宋朝的一方的人格坐标。直到现在，人们在逢佳节赏月，婚宴嫁取祝词的时候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引用宋词的句子，在这里，历史与文化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剥离。在一片片的咒骂声中，宋朝成了中国历史中的鸡肋，提不起，又放不下。
暗地里得了别人的好处，却在明处高声咒骂，这不免有些太虚伪了吧。也曾为东汉陈汤的那句“犯我强汗者，虽远必诛”欢欣鼓舞过，也曾为秦皇汉武的烈列扬扬热血沸腾过。但是热闹过后，兴奋之余静下心来想想，这不过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的扩张，换回的是什么，是征夫之骨，新妇之泪。于国家，民族，民生又有何益。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色。所谓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又何必要强求一致。大一统是很重要，却是以牺牲民族个性，践踏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这样的统一不要也罢。
宋朝在立国之处就定下了先内后外的基本国策，这也就为以后重文轻武的文官政治的基调打上了底色。开疆拓土是很难得，但是谋求地区的局部繁荣又谈何容易。宋朝在是建立在唐末五代十国的兼并战争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南方的地区政权可不象隋末农民起义的那样的临时政权一样，都是清一色的政治，经济实体。统治者经营已久，早已形成了无不统属的经济文化特色。要保证一国的政令通达，没有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文官集团做后盾是做不到的。更何况宋朝中期以后城市经济高度发展，政府职能的扩大需要调动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来介入政治。宋朝也有朋党之争，甚至还有后来的“乌台诗案”。但是党争的结局最多也就是以一方遭贬谪为终，比起其他的朝代的权力之争动辄以满门抄斩，终身流放为结局还是要好多了。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官员们由始至终都还保留着读书人的君子之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见不同，庙堂之上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争得脸红脖粗。但是脱下官服来做起做起名士，私下里都为对方的才华所折服。
据说王荆公晚年还与苏轼结伴而居，两个白发老翁在一起相逢一笑泯恩愁，还乐呵呵的唱和论诗。这才是名士的气度，文人的胸怀。他们知道再厉害的谋略手段也要以人格作为依托，一旦斗争的手段变得下作卑劣，文化也就丧失了魅力，人也流于猥琐和平庸。
说宋朝的文化高压，那更是不真实的。宋朝的皇帝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其他朝代皇帝所不能比拟的文艺修养。所以在气质心理上，对文化保持了一种少有的开放态度。可能有人会为柳永抱屈，说他因为才高而受到了皇帝的嫉妒，平生之志得不到施展。殊不知这恰恰是柳永之幸，试想以柳三变的风流才情，又怎奈于官场的龌龊和卑污。“奉旨填词”名义上是对文化的压制，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放生。培植了一种游离于官方文化之外的别样之美。
宋不穷兵黩武，使百姓免受流离之苦。文官治国带来了开明的政治风尚，不妄自尊大，又能够切合实际的关心国计民生。使经济空前的繁荣，在这样良好的社会局面下，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和技术创造。于是乎就有了这刊行百年的印刷术和流传千古的宋词。
宋朝的财政收入有三分之一不依靠农业而来源于海外贸易。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是蒙古蛮族的入侵而造成的文明的阻隔，以宋朝人开明的商业精神，是完全有可能将欧洲的文明成果纳为己用的。
与当时的世界历史做一横向比较，宋朝集中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于一身。就好比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美人被强盗所掳是美人的饿错吗。要说宋朝之亡是亡于政治腐败和军事乏力也罢，要说宋之亡亡于文化，这实在是一种很霸道的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