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经常在他的同学、同事面前夸他有一个好老婆。下面是他经常说的：
提起我的妻子，我总是激动不已，我更感到她比黄金还珍贵。这还得从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说起。
我和我的妻子是安徽省肥西师范的同学，她低我两届。我当时是学校的文娱骨干，不仅担任校广播员，而且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可谓出尽了风头。我也成了她心中的偶像，但当时我并不认识她。
1961年我毕业了，留在肥西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她还在读书。
1962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外面正下着零星小雨，一个我不相识的美丽大姑娘突然站在我的教室门前。没等我开囗，她就叫我的名子，并说：“请借一把伞给我用一下，我要回家，天可能要下雨。”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我追逐的目标。回想起来，在那恋爱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感到无比的温馨。虽然她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帮妈妈干农活，因为她有五个弟弟，家庭负担重，但她每周总还是抽出一个晚上，和我约会，享受我们俩的甜蜜爱情……那一段的恋爱给我们的婚姻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她终于毕业了，我也随她调回家乡工作。我们便于1963年12月30日，到长镇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当晚就在我单位的单身宿舍里，渡过了我们的新婚之夜。当时没有灯红酒绿的宴请，没有男婚女嫁的排场，没有房子也没票子，只有两颗年轻急切的心为融为一体而跳动。面对天上一轮圆月的贺喜，家乡母亲河的祝福，我们心满意足了。那一夜她睡得很香，可我却陷入了沉思：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她能把自己一生的幸福托付给我，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赌注啊？又是一份多么深重，让我一生也无法还清的情意啊！我暗暗地发誓：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我会好好地保护她，用我的身体为她遮风蔽雨；用我的努力，为她创造幸福。
几十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风霜侵蚀，坎坷历尽，我的诺言却没能兑现，总感到对不住她。当我把这篇写好的散文读给她听时，她很满足，并毫无悔意的说：“这就是幸福，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在奈河桥等你！”听了她的这句话，我的眼圈红了，反问她：“这能算得上幸福吗？”
一
记得结婚仅仅四个月，也就是1964年4月。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风雨如盘日子里，我被卷进一场所谓的阶级斗争旋涡里。我们正常向当时的县教育局反映校内存在的问题，竟然触怒了极左的校长，他把越级反映情况视为反党行为。竟然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将我们几个爱管闲事的青年和校内两位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联系在一起，认定为反党小集团。一时间风声鹤唳，我被停职隔离审查。那时刚刚23岁的我，怎能经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县教育局派来的专案组轮番审讯、逼供，要我们承认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被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骨瘦如柴，几度想自杀。就是在那被隔离，欲生不能，欲死不甘的情况下，是我的妻子不离不弃，安慰我，陪伴我。在我要投河自杀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在我欲一死了之时，她竟要和我一齐去死。就这样，我被她劝了回来。接着我被勒令离校，连我的亲哥哥也怀疑我是反革命。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是我的妻子，帮我挑着箱子和被子，回到她的娘家，使我渡过了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后来这起错案得到了纠正，撤销了对我的处分，我打趣地对她说：“要不是你，我的骨头早就打鼓去了！”
二
1965年7月，官亭区委领导派我到霍邱县参加“四清工作队”，让我这个嘴上无毛、做事不牢，口无遮拦的年轻人接受一次锻炼。我的爱人知道我是第一次离家去远地工作，为我作了充分的准备，连洗脚布、卫生纸都准备了，甚至还给我缝制了一件棉兜，怕我冬天着凉胃痛。在那段我们一生中分别最长的时间里，我们彼此想念着。她在日记里数着日子，盼我快点平安回来。我每周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都不按照固定的格式来写，总是用信的内容组成“我爱你”三个醒目的大字。那时，我们真的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谈情说爱。
到了1966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工作队按照上级的部署，要开展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工作队通知我，我所负责的白果生产队的两个平时爱讲巧话的社员被列为牛鬼蛇神，将要在几天后的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当时我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到处为他们说情。一急之下，我于1966年的6月12日的深夜，大量咯血。第二天一清早，就被送往六安专署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我的爱人得到消息，便立即抱着刚满六个月的孩子，从偏远的农村小学赶到六安，给我送去关爱和安慰。我记得专署医院离城内旅社有4华里，我送她去旅社，那么远的路，她一个人抱着孩子，硬是不让我替换她。在那矮小的旅社里，热得浑身上下都是痱子，她也坚持陪我。在她陪伴的三天里，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在一起的幸福。每个晚上，由于我身体的原因，虽然我们没有同床，但我们是满足的。记得一天晚上，夜幕降临，医院旁边河流的桥上，那弯明亮的新月，曾记录下我们多少倾心的交谈。我们谈现在，谈过去。我不由自主地问她：“要是我们在生命尽头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是我先走时，你该怎么办？”她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忧伤深深地震撼了。紧紧地依偎着我，苦苦地劝慰着我，使我又振作了起来。
当时我们尽管结婚才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却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相敬如宾，什么叫举案齐眉？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患难与共？我妻子的一言一行是最好的诠释。
三
接着文化大革开始了，工作队撤出，我们被分配到偏远的农村小学。在那段日子里，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很多师生外出串连造反，我和我的妻子却留在学校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读书练笔。我们先后所生的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她从无怨言。
为支持我看书写作，夏天她让我钻进蚊帐里写，并为我打扇趋热，冬天总为我准备好火盆。就是在她支持下，那时我成了安徽日报的通讯员、皖西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自参加四清工作队以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检查确诊为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有时咳得夜里无法入睡。我的妻子半夜里为我捶背，一捶就是一两个小时，第二天还要早起煮早饭、穿孩子、忙教学。不仅如此，还到处求单方、偏方，为我治病。我记得：人尿泡鸡蛋、猪胆泡绿豆、猪肺烧臭腌菜、干焙蚯蚓……凡是左邻右舍传来的单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