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农，搞农大半辈子的我，没曾想到会与文学二字有什么关联。只因近年网络走进工薪阶层家，开始写点日记式的博文。除此我与文学的关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荆江文学》社张俊纶、姜昌军等诸多县内知名文友，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四月中旬，雨后天晴，阳光格外明媚。应张先生之邀，与邓中善、姜昌军一行四人南游，我才滥竽充数，跻身其中。我既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作协会员，但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聆听他们睿智的谈吐，仰慕他们博学的容颜。
在游览越秀山公园时，从他们片言只语中，我才知道著名的百年文化旧址——万木草堂，就隐藏在我数次往返的广州城里。说到维新变法的康有为，读中学历史课学过一二，前些年又粗略地观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记忆中只知他是我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主张“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而对康先生为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曾在广州租借邱氏书室创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著名学堂——万木草堂的史实，却不甚了了。此时此刻，自己才领略“井底之蛙”之痛苦，内心里才觉“滥竽充数”之胆怯，脸上泛起层层羞色，常以“闭口无言”来搪塞。
没料到，在偌大的广州城里，从穿梭如流的人群中，要顺利地寻访万木草堂也是颇费周折的。我们观赏完万木森森的越秀山公园，欲去万木草堂瞻仰，却不知走的方向。于是，在公园门前问一对男女工作人员。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粤语不断地重复“万木草堂”四个字，好像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他俩困惑的眼神告诉我：身处广州的他们也和我一样——陌生。只见他俩的双眼，神嘘嘘的对视，转个头来尴尬地笑了笑，又微微地摆了摆头，算是回答了。我们只好拦住迎面开来的的士车，索性乘车前往。心想，车上的师傅一定熟悉。然而，结果再次令人失望。只见大个子中年男性师傅拨通手机，哇啦哇啦地与对方讲了好一会，才面带羞色地告知我们：万木草堂位于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离这儿近在咫尺。我虽敬佩的士车师傅的优质服务，也暗暗庆幸自己。好想对张先生等人说，不知道万木草堂的人不光是我，就连广州当地的工作人员、被人们誉为城市“活地图”的的士车师傅也不知晓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此时，天气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时下时停。大门紧闭，不得入内。我们只好怅然地伫立在草堂门前，观看，自语，寻思，哀叹。
只见草堂门前右墙上，嵌有一块草堂简介牌。我才知，她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从外观看为三间三进祠堂式建筑；碌灰筒瓦，两边保留有部分灰塑，青砖墙石脚，砖木结构；门前尚有一块“邱氏书室”的旧门额。1891年，康有为就是在这里迈出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培养出梁起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杰出人才。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进入历史的视野。
再回过头看草堂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建筑物撤除后存留的废墟，不知是为保护草堂而撤，还是准备修建新的高楼大厦而除；草堂左、右侧是高楼耸立，色彩夺目，把昔日的草堂反衬得矮小、陈旧，很不起眼；草堂左侧有一扇小门，门框上方隐隐约约地还能显现红油膝书写“毛主席万岁”几个字，想必它是文革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市民留下，后经刮除过的痕迹，它印证了简介牌上“广州市政府出巨资迁移市民，重修草堂”的善举，不然，恐怕这一重要的文化圣地旧址，早已湮没在当今经济大潮中；草堂后面及右侧不到50米处，是两条喧闹的大街，车如长龙，人如潮，此时的草堂门前唯有我们四人站在淅淅沥沥的水泥地上，显得孤零零，静悄悄。
还是张先生博学多才，侃侃而谈。他说：“梁鼎芬赠康有为的诗句：‘万木森森一草堂’。想想当年，在听得见海潮音的广州，在万木草堂，雄心勃勃、有大抱负的康有为，带着才华横溢的梁启超，和其他年轻而有朝气的弟子，日夜探讨新思想，发出变法的呼喊，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历史图画。”邓先生接过张先生的话感叹道：“想象中万木草堂一定是在一片树林之中，环境清雅，蓝布师生，胸怀天下，激扬文字，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门前屋后不见一棵树的影子，更不要说上百年的森森古木，真有‘名不副实’之感。”
听了他俩的谈话，姜先生在想什么，不得而知。我却想：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中国，康有为先生用当年的新思维、新方法、新路子来回应时代的挑战，从变革中谋求挽救中国的作法，不正与当今倡导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一脉相承吗？难怪羊城人民率先步履改革开放的步伐，应该与这百年的万木草堂推崇的历史学风息息相关吧！作为万木草堂，培养了梁启超这些森森之木，如今周围哪怕没有一棵树，也完全无愧于万木草堂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