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凡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都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而这个解不开的情结，犹如一根理也不理开、剪也剪不断的丝线，以至于让远走天涯的游子，不管他高官几许，厚禄几何，也不管他人在何方，身的何处，都要不停地回首，不时地眷顾。而这种回首，这种眷顾，很大程度上，是对逝去岁月的回忆，是对逝去岁月的重新认识与反思。
自从把冷板凳坐成热板凳，揣着扉页上盖着“非”字的户口本子，扛着铺盖卷子，顶着高梁花子，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冒雨进城上了大学以后。离乡二十多年来，每次回老家，都是拂风掠影，或者蜻蜓点水，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用乡亲们的话说，“打了一个‘过站’”。步入“不惑”年龄之后，在我心中不停地缠绕，莫名的烦躁，寝食不安。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烦躁与愧疚交织的折磨，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请假回到老家，把散落一地的记忆碎片串起，让越发膨胀的愧疚落到了一座座瓷砖贴墙的二层小楼上，落到了净洁平整的大路上。
二十多年前，颓败的老屋，如秋后的残荷落叶，在风中悲壮地摇曳。凋零的大街，脏兮兮的小巷，还有一群同样凋零、同样脏兮兮的孩子，手拿自制的“洋火枪”，或柳条弯成的弓，筷子削成的箭，三个一伙，五人一帮，不是从村东“打”到村西，就是从村西“打”到村东，不是村南的与村北的“战斗”，就是村北的与村南的“拼杀”，十几个孩子天天把村子弄的鸡飞狗跳，自编自演了一场场《南征北战》，如今，“厮杀”的叫喊没有了，“攻城掠地”的“硝烟”散去了，甚至连袅袅炊烟也不知飘到了哪里，剩下的，只有红砖绿瓦整齐地矗立于绿水清波的水岸，朵朵白云安宁地飘在碧蓝的空中。
村中央的那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似乎没有什么改变，改变了的，是树下的那个高台。原来的树下，有一个唱戏的台子，夏天的傍晚，这里总聚集着一群打情骂俏的男人和女人，聚集着一群听老人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孩子。隔三差五，一个身穿破布衫、戴着破草帽的老头儿，拉着那架黑乎乎的地排车，来到台子下头，搬下圆筒状的炉子，鸭梨状的“炮筒子”，搬下喷洒农药的鼓风机子，在戏台上支好炉子，把半碗大米装进“炮筒子”里，一边拉着风箱，一边摇着“炮筒子”。不一会儿，他大声吆喝一声“爆了哦”，就听“砰”的一声震响，“爆”出“锅”雪白的大米花。每听到这一声震响，不管“拼杀”还是“战斗”的、也不管捉迷藏的还是打“皇上瓦”的我们，齐刷刷地向四面八方散去，又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跑来。有所不同的是，每人的手里都端着半碗米，手里都攥着两毛钱，胳膊下还都夹着一只大布袋……那时，我感觉这是个神圣的职业，神圣得能够让人们在出“锅”前散开，出“锅”后聚拢。而这“散开”与“聚拢”，是简单的“散开”与“聚拢”吗？不是！是“大米”的膨胀，“温度”的爆长！而这简单的“膨胀”与“爆长”，一直叮咛着我，毋做“爆米花”！
曾经的打谷场，原是我童年的乐园，如今挖成了鱼塘，成了鸭与鹅的天堂。记得那个时候，每逢农困，村村都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所谓的农田基本建设，无非是挖几条沟渠，掘平几座无主的坟墓。大人们上工以后，打谷场便成了我们的天下。除了“打仗”外，削段木棍打打“噶儿”，弯段铁丝推“铁环”都是儿时经常的游戏。有一天，听说大人们挖水渠时嫌地主家的祖坟碍事，要挖人家的祖坟。我们这一帮无人管的“野”孩子，一窝蜂地窜到了工地，指望看到地主家的珍珠玛瑙、金银财宝。谁知，坟墓里除了几块腐烂的棺材板，几根白森森的骨头外，什么也没有。大人们疑惑地围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议论着，村里的大官儿（当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这样叫他，后来知道是村革委会主任）用棍子挑出一个骷髅头，一扬手甩给我们，命令我们把“老地主”押送回村，晚上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接受“任务”后，我们怀着对“地主”的深仇大恨，把“老地主”当成了足球，你一脚，我一脚把它踢到了打谷场，上演了一场村东与村西间的“足球”甲级联赛。
吃晚饭前，我满头大汗地窜回家。一见家门，父亲就不由分说，上来给了我一巴掌。父亲的那一巴掌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死者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