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继去年流行的网络词“打酱油”和“俯卧撑”之后，“躲猫猫”成为2009年轰动全国的新热点，“躲猫猫”的舆论情况有如井喷的态势，甚至象风起云涌席卷华夏。“打酱油”“俯卧撑”和“躲猫猫”这三个网络流行语虽然产生背景与来源不同，但经流行使用后已有了共同的涵义，都是回避问题的托词，不同的是“打酱油”和“俯卧撑”是老百姓对警方的托词，“躲猫猫”则是警方对老百姓的托词。而对云南警方关于拘押犯李乔明意外死于狱中的说辞，人们尤其怀疑与迷惑：李乔明年仅24岁，身体强壮，并准备结婚，怎么可能象警方所言，是因放风时和狱友玩“躲猫猫”游戏碰墙受伤而死？
鉴于网上舆论一片哗然，云南省组织了调查委员会，成员以网民为主，15人中就占了8位，而且主任和副主任都由网民担当，这是个不错的创举。但就目前情况看，双方都无确凿的证据，即云南警方不能证明李乔民死于“躲猫猫”，调查委员会也不能证明云南警方是作伪证。在证实证伪都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认定谁是谁非，只有等检查机关介入后才有望一个明确的结论。
然而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却给了我们巨大而深刻的警示：“躲猫猫”舆情的井喷现象表达了群众对公共事件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强烈要求。为什么警方的说法就不能取信于民？人民群众怀疑监狱、看首所对犯罪人体罚虐待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事实依据？作为管教人员重要的是争辩还是反省？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这里我不是单指某一个部门，而是就全局就整体而言。事实上我门有些同志对自己工作的对象带有偏见，认识未必全面。认为罪犯本质就是坏的，来监狱就是接受惩罚的，这种想法不能说不对，但不全对。问题是我们对人并不真正了解，或者说只是过于简单地了解。人究竟是怎样的动物？绝非一句高级动物可以概括，下面想谈两点：
一了解人对管教而言，了解对象是重中之重，无论教育、感化和挽救都须以此为前提，如此才能谈针对性和实效性，犯罪人各有其特殊情况，因此才需要分开关押,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然而在了解个别特性之前更须明白共性，这样才便于从宏观进入微观，掌握一般更有助于研究个别。而要了解罪犯的共性还须从根本上了解人性，因为罪犯也是人。那么，人性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又不能因为复杂而不去探讨，作为管教者，须认识这种社会特殊工种对自身的要求。
关于人性，无论从纵的方面看还是从横的方面看，“性善说”和“性恶说”都有其理论体系和代表人物，派生出来的还有“性无善无恶说”。究竟哪种说法对？这是个学理上的问题，自古至今没有结论。在中国孟子是“性善说”的代表，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并解释道：“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归结起来便是“仁义礼智”。而荀子与他针锋相对，大唱反调，提出“性恶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主要意思是：人生来好利，因此互相争夺谈不上什么谦让。生来疾恶，因此互相残害无忠信可言。生来有肉欲，所以便淫乱而不存在什么礼和义等等。也许一部分人赞同孟子，而另一部分则认为荀子有理。
其实两种说法都有理又都未免以偏概全，否则如何解释这世上既有善人又有恶人？当然孟子和荀子都可以反驳我的质疑：那是后天环境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语）。后天的改变并不能推翻人的本性说。这两位哲学家要真从天上或地下钻出来这样反驳，我是无力与他们辩论的。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其“仁义礼智”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圣贤和精英。然而，在西方世界又是怎样看待人性的呢？
西方的人性论是远比荀子更坚决彻底的“性恶说”，基督教的核心是原罪，起源来自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堕落，被称作人类的原始罪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不幸的，人类作为他们的子孙也是不幸的，从出生时起就具有作恶和犯罪的意向，所以他这样说：“在新生婴儿身上已带有原罪，不过要在他成长时才显露出来，实际上原罪和解脱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内核的巨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或附件。”另一位以辨证思维著称于世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更是把这一论证发挥到极端，声称“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肤浅的观念，即认为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象除认为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的想法。”由此可见，“性恶说”在国外有多么强大的理论支撑和影响力！
面对如此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是选择接受“性善说”还是“性恶说”？既然问题至今未科学结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也可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中国要倡导“性善论”，目的是造就更多的人才；西方须坚持“性恶说”，否则上帝的存在便无必要。看来任何理论学说都有其指向和目标。现在回到监狱人民警察的情况，不是作为分散的个体而是作为特殊使命集合的群体，以采取何种观点与学说为好？值得思考。
我认为，首先须认定“性恶说”，不然狱警也和上帝一样，没有存在的必要。狱警的工作和任务就是帮罪犯改恶从善，必须正视他们身上的恶，而且这种恶不能与人的基因了无关系，这样才会加深认识管教工作的难度，从而加强管教工作的力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必须相信“性善说”，应该相信罪犯身上存在善的元素，它只是暂时还未显露而已，否则便不会出现莫泊桑经典小说《羊脂球》那样爱国的妓女。犯罪人的善元素犹如深埋在地下的种子，隐蔽于天空的彩虹，种子需要阳光空气水的滋养才能破土发芽，彩虹需要拨开迷雾阴云才能雨后闪亮，而罪犯需要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重做新人，虽然未必都能脱胎换骨，但至少可以弃暗投明。
如果我们这样辨证地思维，并用这种思维指导行动，既重视困难又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