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得街去，见一小贩在街立一锅子，里面盛的是绿汪汪的粽子，说老实话，我并不太喜食粽子，觉得它和糯米盖交饭没有太大的区别。小时候，每到过端午节包粽子的时候，总是蹲坐一旁，用手撩着盆里浸着粽叶的水，看着大人们把包好的一蓝子绿汪汪的粽子放在锅里煮，满屋子都有股清清的气味。实则对端午午节如何却是不清楚，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端午只是农历五月初五的另一种叫法，到于为什么成为了一种节，却是无法考证的，就是民俗专家恐怕也难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来。不过这不打紧，中国人历来就有过节的情节，否则这些节也不会流传至今。
尽管我不喜食粽子，但我承认粽子确是一个好的东西，这种好的东西在我看来似乎只在吃的方面。而不在于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的饮食崇拜，这和我们乐于人为造神有关，不知道我们一共造了多少神，就连小小的粽子都赋予了那么多崇高的东西，许是我们不太会赞扬自己，总以谦逊自居，以至于放弃了对自身生命崇拜转而给无生命的事物寄予了太多的价值，浪费了大量的生命和精力。
今天既是说道棕子，就要说说它的渊源，我是打小就知道粽子和诗人屈原有关系，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的长辈的发明，而是代代口传下来的，如果说问为什么，那是自讨无趣，因为这是没有答案可言的，反正吃了粽子就行，凡中国人大抵如此，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极有生命力的，它在经意或不经意之中，就可以流芳百世。
从时间上来推论，就可以断定粽子和屈原并无任何关联，屈原故去是公元前340年，《史记》中记载的粽子是在汉代才有，这两者之间差了几百年，而将屈原与粽子纠在一起则是在南朝时期，这期间又隔了二百多年，林林总总算下来，粽子和屈原这两者相距有千年的时光，就按毛主席说的：“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一千多年要弹多少下。我们知道，汉代不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所谓汉赋与史学则是当时的主流，也许在这时期，才将屈原从时间的长河中突显出来，到了南北朝，已出现了许多的诗人，比如我们熟悉的谢灵运、谢眺、瘐信等，虽是源于民歌体系，但咏物咏情已初现锋芒。但那时诗人的地位还不是很高，特别是在于民间，更况乎中国文人的出路很窄，似乎只有两条，一是为官或做御用文人，这在当时是许多文人追求的路；二是做隐士，独受一生清贫，抑郁寡欢，以文自嘲，终不得志。终有文章浩荡之气，视名利于粪土之人也绝无仅有，虽存愤世骇俗的文字留世，其为人之风仍不可取。
比如粽子与屈原的瓜葛，则反映的文人的另类心态，尚说文人皆喜好炒作，但古人还知廉耻，借古炒今是惯用之手法，不似当代文人，喜炒自己，怕为人不知，竭其绵薄专事炒作，将自己做为中心，再也没有羞羞答答的腼腆，这许是社会的进步，脸皮浅薄是做不成大事的。而古代诗人有许多是在身后成名的，人生在世，戚戚惨惨，死后便有人惺惺相惜。
把粽子同屈原联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精妙的炒作，其妙道有三点：一为粽子为节令食物，只在清明前后才可有粽叶产之，而清明则是悼怀先人之时，且粽子喜水，屈子投江，同为水缘。节在国人眼中即有广褒的人气，且有喜同的意思，既是喜就愿有还原美的心愿，将屈原同此节联在一处，正好可以满足与此。二为民俗之风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且民间漫延极快，无人究其真假，口口相传最让人信服的便是托梦，想当年陈胜托梦，一夜之间便成就王者风范，屈原与粽之缘也是托梦，梦是冥天之音，谁若怀疑便遭天遣。三为粽有粽道，包裹很严，内有杂陈万千，外有清香绕梁，虽打开仍有悬机藏内，既符诗之意境又透国人善藏而不漏不事张扬的心态，此乃天作之合。
这样明显可以带来一些好的结果，百姓开始对诗产生一种莫名的崇敬，对诗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崇拜，一说诗人便会由然想起那沉在汩罗江的英魂，诗人在民间的地位油然而升。后世人等不论身份高贵或低贱，心中有书或心中无书，每年总有几天会想起屈原，也会记起自己并不熟知但却爱戴的诗人来。倘若当时没想起造这个神，那也无妨，到唐朝后，可以将中秋节食月饼同李白联起来，同样也是一个好的创意，只是李白有水缘，但月饼却无水缘，于是便将他与酒联在了一起，不过李白饮酒与作诗到底有何关系，我却是不懂，只是自己若是饮酒，别说作诗，就是说一句完整的话也是极为困难的。喝酒能引得诗性大发，搞不好也是口口相传的结果。
不过粽子的种种象征意义却是令我折服，从某种角度来看，小小绿粽多似国人之心，将自己紧紧地包起来，胸中纵有万种风情，表象却显得极为淡定。若要打开，也如剥粽般层层去叶，却也只知大概轮廓，虽则现代人较之过去张扬许多，但骨子里却仍是一脉相承，看世间万象，经济能融合，性格却不能融。由此米粽引出如此之语不能怨我，实在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有的一切都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