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其五）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读陶潜《饮酒》诗之五，似有照见本性的光辉隐约闪现。其中“心远”二字颇为高妙，所言“真意”尤耐寻味。陶渊明无疑是旷古稀有的大诗人，他的诗也是最难被摹仿的，乃因诗作本是性情的流露，而陶渊明的性情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性情，以心远二字最可描摹。
心远者，心有所远，实为隐士之所以为隐的要义。陶潜自述“少年罕人事”，又以“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略示己志，可见他要远离的是世情、荣利、得失等。诗人少时在家闲居，向无出仕意，即便为贫困所驱，“投耒去学仕”，亦旋即对官场生活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视之为“迷途”，对自己“误落尘网中”满怀悔恨自责之情。退隐之心，日有所增，终至弃官彭泽令，“守拙归园田”。自此永绝仕途，躬耕终老。
品读诗人辞官前后的诗文，深感其对世情荣利远得真诚，远得洒脱，远得泰然自若，颇有视之为草芥，弃之如蔽履的气概。诗人自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故“饥冻虽切”，亦不愿“口腹自役”。即便过着衣食无着的困顿生活，亦能“晏如也”。陶渊明的遁世就是这样自然而轻松，像不经意间弹掉身上的一粒沙尘，并没有太多复杂的理由。这种姿态虽多少受东晋名士淡薄功名利禄作风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的先天性格所致。
陶潜“远”的心行是坚韧而决绝的。王维曾对他前不为五斗米折腰，后却为饥所迫蒙羞乞食而深表不解。可见，连王维这样的隐者也未免有大小得失的计度。“世与我而相违”，表明他明确站在与世俗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少无适俗韵”、“咄咄俗中愚”则以更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世俗的轻慢鄙薄。这种“慢世”心态正是王维所不能体察的吧。须知，陶渊明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萧统《陶渊明传》记载，元嘉三年五月,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渊明则年过六旬,老病贫困弥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如此的弃尘绝俗已不仅仅是个性使然，委运任化、不忧不惧的坦然背后定有某种明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支撑。
由于玄学与佛学的兴盛，东晋名士多重视自身内心的夷泰豫适、消散酣畅，而视功名及世俗事务为畏途。陶渊明身当晋末，不免受到前贤相当影响，自谓：“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且诗人与慧远大师多有往来，对佛教生死无常、世事如幻的缘起性空思想也略有所闻，故常有“寓形宇内复几时”、“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感喟。至于“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感悟，则几近无念无住、物我绝待的涅槃妙心了。
如此说来，陶渊明隐逸式的人生态度看似颇有几分看破放下的味道了？其实不然。他虽与慧远大师颇相交往，时远大师与诸贤共结莲社以誓求生净土，以渊明清逸而修书招之，他虽同意参加立誓活动，但上山后“忽攒眉而去”，就此绝缘于弥陀大舟。事实上，陶渊明终未了达佛法要义，他虽稍解生死无常、世事如幻的真相并深味人生世间的忧悲苦痛，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完全迷途甚远了。单以“心远”二字即可知其未入佛智。有所远者，则必有所近。换句话说，他的心还是不够远，还是有所攀缘。他所攀所近的乃是以浊酒、诗书、田园、闲情和梦想混合交融起来的艺术化生活，这也是他选择消极逃避现实人生之后必需的麻醉剂。这种以醉消苦的人生态度在陶诗中随处可见。痛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于是“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伤于“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转吟“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悲于“人皆尽获益，拙生失其方”，但却“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是为浊酒醉。“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为田园醉。“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宴如”，“常著文章以自娱……忘怀得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食”并非忘记进食，而是忘记了食不果腹的饥馁之苦——是为诗书醉。“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是为闲情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以及如梦似幻的桃花源，皆为梦想醉。
陶潜所近所恋者，盖一醉境。有所远则有所近，有所近则必不自在。他固想“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但真正乐得起来吗？不必说长醉终须醒、“老少同一死”的现实“念此使人惧”，就是在“有酒斟酌”、“造饮辄醉”的当下，生命的悲剧意识又能消解几多？说什么“酒云能消忧”，“酒能去百虑”，“日醉或能忘”，不过是沉醉的自欺。诚然,陶渊明在归隐之后,确实有一段时间的超脱与宁静,为此而创作了许多表现“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之情的愉悦诗篇。可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其冲逸淡远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从怡然自得渐次到贫病相袭,心意难宁,相对宁静的生活遽告消逝。你所看到的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中那个超尘拔俗、无限舒适、安逸的陶渊明只是审美状态中的他，是必须通过一系列的麻醉来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痛苦，方能获得的少许虚幻的慰藉。陶潜诗中所言的“真意”，不过是对这种审美状态的陶醉，其背后隐藏着与之尖锐对立的严酷现实。这种“在对立中执著”的凡夫心与“在同一中超越”的涅槃妙心可谓背道而驰。
陶渊明本是块学佛的好料子，可惜全毁在一个醉字上。既然读书也是醉，所以大约对“胜义毕竟空”稍有解悟，便“欣然忘食”了，将“世俗假名有”疏忽掉了，对空有圆融的妙义“不求甚解”，最终陷入了断灭空的泥潭。故而有所远有所近，一边消极避世一边睁眼做梦，一面感时伤怀一面及时行乐。以“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断灭见作为自己消极避世、自我麻醉的依据，实无异于愚痴莽夫。至于“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千秋万代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等诗句表现出来的愚痴贪婪更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