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通俗的来讲，就是文人，学而优则仕，他们念书的最终目的是考科举，做官，做官不成，就靠教书来维持生计，或者一辈子穷困潦倒。摊开了讲，中国古时候的“知识分子”就是辅佐皇帝统治天下，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但是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专制的政府，“知识分子”很少有说话的自由，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型为管家，即谓之曰“犬儒”。

到了近代，接受教育的人愈来愈多了，所学也不像以前那么仅仅局限在“四书五经”的范畴，所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这样解释，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类人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

一方面是文化的传播者，或者完全服从于政治；另一方面，几次的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分工的更细密，相应的需要培养出专门的人才，所以，“知识分子”从传统概念分支出来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且，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服务于经济，它可以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他们使企业、整个社会有效率的运转，并且开拓更广阔、更具有竞争优势的前景。从根本上来讲，这一部分新型的“知识分子”是效命于经济上具有绝对霸主地位而人口在国家占极少数的人，他们的主人最大程度的聚拢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说到底，“知识分子”演变成了不但是政治家的工具，也成了某些经济权威手里的工具。

以上仅是“知识分子”的表义，笼统的讲，这不过是一群为了生存盗用知识的人。萨义德在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作了更深刻的阐释：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的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形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的说法和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首先，他不拘泥于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广的视野观注外界，这样他看问题才能做到比较的客观，比较的清醒，处理问题才能比较得法。

其次，他应当有独立思维的习惯，并且坚持自己的立场，既不站在某个权威的角度，也不是有意倾向于弱势群体，更不是将两者皆抛开，而是以“正义”、“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思考的基准。真正的知识分子提倡的是理性思维，而非纯粹的感情用事。

所以，“知识分子”实在的意义在于他的社会价值。我很赞同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任何一个名词被造出来，它不仅仅是一个称号，首先创立它的人往往考虑的是它的社会价值，期望它在参于国家事务或者社会事务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只有更多的体现它的社会价值，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乃至于一个团体才能发展的愈来愈完善。

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文人在脑子里立刻搜索了一遍，发觉只有鲁迅才真正附合“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是一个怀有大爱又极严厉的人，他不屈服于任何的权威，不参于任何政治组织——这使得他比其他人看到更客观的现实，并且能够保证一直自由的思维，但也正因于此，他比其他人更容易陷入孤独，以及无望。同样的，鲁迅虽然较同情于弱者，但他将任何人都视作批判的对象，他针对的是各个问题，而不是滥施同情心。所以，我们在他的小说里不单发现社会制度本身的问题，还能清楚的看见普遍发生在平民身上难以数计的劣根性。鲁迅从“呐喊”落入到“彷徨”，因为这样的疾症并不是一朝一夕积成的，自然也不能在朝夕间蜕去。

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里谈到“知识分子”构成条件时还涉及到另一点，就是防止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过于“专门化”，“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专门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到头来，身为完全专门化的文学知识分子变得温驯，接受该领域的所谓领导人物所允许的任何事。专门化也戕害了兴奋感和发现感，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知识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

鲁迅也恰恰适合于这个条件，他没有完整的经历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因此，不至于身陷其害。但接受教育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接受怎样的教育，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重视的问题。
2007年7月12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