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崇拜医生，觉得医生非常神圣，因为他能为患者解除痛苦，甚至能够挽救生命。老百姓常说，一人当医生，全家人幸福。因此，不少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医生。我亦如此。
二十年前，不知是什么原因，弟弟浑身长满了疙瘩，奇痒，在村卫生所治疗没有效果。经别人提示，我们来到了市皮肤防治所。一个中年女医生接诊后，不经什么切片不需什么化验，只是望了几眼，就拿出了一块肥皂样的东西，说用这个回去洗。还说，这是他们自己研制的，但没有现货了，回去用一下，如果不好再来。很是神奇，没多长时间，疙瘩消了一些，痒的感觉轻多了，对这位医生也钦佩起来。
三年前，通过体检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肾结石，如不手术治疗，结石继续长大，极有可能把肾扎破，导致尿毒症。听了医生的话，我有些茫然。如果不治，将来遭罪的是父亲，后悔的是我，我也将为此承受经济的、精神的、身体的损失。如果治疗，所有手术都有风险，更多的医疗事故提醒我，手术要谨慎，这是我的亲生父亲，万一手术失败，万一手术留下什么遗憾，我该怎么面对父亲，该怎么面对我的家人。我拿不定主意，而父亲更是坚决地表示不手术，他经历过手术的痛苦，他不想再在自己的身上挨上一刀，他想听天由命。可是，我不能以牺牲父亲的身体，以父亲的痛苦为代价来躲避手术的风险，于是，我上网查，我去医院咨询，我通过熟人找可靠的医生，我拿成功的病例来劝说父亲，甚至通过亲朋好友给父亲做工作。父亲终于答应手术了，但手术前喝泻药的痛苦又让他退却了。还好，经过粗说细劝，父亲躺在了手术床上，但我分明看到了父亲忧郁的眼神。
对父亲的手术，我一向比较乐观，因为这毕竟不是很大的手术，因为医生是熟人（请相信我没有贿赂他，一是因为其人品，二是因为说起来都认识，三也是其医院规定不准收受红包，也不允许接受吃请，想一想我可是捡了个大便宜），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对医疗的无知。我在手术单上签字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我责任的重大，在手术室外等待的时候并不心焦担忧，看到医生拿着切下来的血淋淋的肾向我做病理解释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恐惧，我更想象不到父亲在手术台上是不是担心，是不是痛苦。但是，当父亲被众多医护人员从手术室推出的时候，我一下紧张了起来；当父亲被医生吆喝着“小心点，小心点”地抬到病床上，护士马上忙乱起来，各种监护仪器一件一件地与父亲联接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担心起来：不是个小手术吗，怎么还这么麻烦，又不是心脏有问题，怎么还要心电监护，是不是会出什么问题？当父亲苏醒过来，用微弱的声音急促地强求我把因上班尚未赶来的妹妹找来的时候，泪水湿润了眼睛，我强忍着泪答应着父亲，下意识却在想，父亲是不是要不好了。但我不敢多想，唯恐这会成为现实。还好，父亲逐渐好了起来，第五天就基本不用陪护，第七天拆了线就回家了。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这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是医生，我就会早发现父亲的病情早进行治疗，也就不用进行手术也不至于结石太大以至损坏了肾而不得不将其切除；如果我是医生，父亲就不会如此担忧，我也不用如此犯难，不用有如此之心理压力，哪怕是有亲人做医生也行。偶然的机会，看到电视报道八十五岁的院士吴孟超戴上老花镜一站七八个小时为病人实施手术，这时，我对医生的崇敬愈发强烈起来，不由得祝福起来，祝福院士健康长寿，祝福经院士救治的患者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祝福院士所在的医院将院士精湛的技术高尚的医德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患者受惠。看到有医生要弃医擦皮鞋的报道，我不由得黯然神伤：为这位医学院高材生废弃苦读多年的专业感到痛惜，为国家因培养医学专业人才付出的一切感到可惜，为我们又少了一位医生感到遗憾。
当然，弃医擦皮鞋并非头脑发热一时糊涂，是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被曝光让医生们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大，让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大打折扣。但是，我认为，对于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被曝光，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首先，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被曝光，意味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意味着医疗信息越来越透明，意味着患者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意味着患者对医疗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意味着医生要不断提高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才能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意味着医生在执业的时候要更加认真、细致、负责，意味着医疗机构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严加管理精心服务才能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意味着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必须认真履行职责，才能更好地维护民权、民利和民生，这对于构建和谐医疗环境、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其次，在医疗纠纷中，我们既不能过多责怪医生，也不能只把板子打在患者身上。撇开那些有特权的以及确实是刁蛮的患者不说，相对于医疗工作者来说，绝大多数患者既没有权势可以自主选择医院医生，又不懂医术如何治疗完全依赖或者说是听命于医生的弱势群体，在医生面前，他们只能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只能言听计从，唯恐一不小心惹恼了医生贻误了给自己的治疗。二十年前我弟弟的那场病，用了一块药皂并没有完全治愈。按照医生的嘱托，我们再一次来到医院，接诊的是年纪大一些的男医生。我拿着药方划价的时候，药剂师告诉我用不着这么大的药量。可是，药剂师没有改动处方的权利，只能找开方的医生。我求药剂师说情，但显然药剂师不好开这个口，我只好借口没带够钱红着脸去找医生改动了剂量。事实证明，原处方五分之一的剂量足够，而这五分之一剂量的价格却远远超过那块药皂的价格。皮肤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病，是否痊愈自己能够知道，如果是内科病或者其它慢性病，如果按照这位医生的嘱托过量服药，保不准就会造成其它病症，那样的话，患者可是赔钱又赔痛，如果再因此赔上命，谁能不怨这医生，谁又能不恨这医生。绝大多数患者都相信医生的本质是好的、初衷是好的，但谁也不敢确保治疗方案里没有搀杂医生的私利，不管这私利是医生自觉主动追逐的，还是无可奈何被动承受的，但最终都要由患者来买单来承受。如此以来，患者就不能不多个心眼不能不提高点警惕，带着录音录像器材就医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患者期望有越来越多的扁鹊、华佗，越来越多吴孟超院士那样的医生，但并不奢望每一位医生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