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自嘲为“犟驴子”：有时候表现为执着，韧性极强，不达目的不罢休；有时候表现为固执，好认死理，撞倒南墙再回头——这就是所谓的“霸得蛮，耐得烦”。华夏自古多人杰，神州处处显地灵——如果把与湖南有关的伟人、名人逐个列出来，试图以此证明湖南人的与众不同，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变相的人种优越倾向；如果把湖南这方水土所暴露的种种缺陷、不足肆意扩大，无疑也是一种短视无知的恶意的妖魔化倾向。地域差异确实是形成不同的区域文化、群体性格的重要因素，和其他区域、省份的人群一样，湖南人的气质也是鲜活的、多样态的，但有三种群体气质是不能不说的。

一、霸气不失豪气

湖南人，大多是近代以前外地移民的后裔。当年在他乡寻求生存机会并非易事，为土地等生存资源而产生的争斗历练了这些外乡人，所谓“打得一堂开，免得十堂来”——“斗狠”和“不信邪”的气质便逐渐根植到了他们的性格中。加之湖南地处丘陵，彼此沟通较少、成见较深，相互间竞争多余合作，霸道往往比其他道更具有实用性。他们的身材虽然相对北方人而言矮小单薄，但身手矫健、反应敏捷，向来崇尚武力征服。不过，所谓“无湘不成军”却并不是湖南人勇猛善战的表达，而是对历史时局机遇的敏锐把握，抑或是不得已的“穷则思变”。
近代以来，湖南人比较多地融入了外面的世界，霸道逐渐内化为一种霸气，霸气很快升华成了一种豪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魄，即使在当代湖南人身上仍然表露无遗。湖南之所以能走出那么多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与湖南人身上的这种缘于霸气的豪气是分不开的。但湖南人身上的精明往往掩盖了内在的豪气，“灵泛”的湖南人总是给人以狡猾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性格气质当中相去甚远的两种存在方式。

二、狂妄未至自大

说湖南人狂妄，多起因于岳麓书院里的两副对联，一是书院二门两侧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二是藏于书院濂溪祠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显然是无知者的附会，曲解了先贤的本意。“惟楚有材”，典出《左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于斯为盛”则出自《论语》“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惟，仅仅是个语气助词，没有实际含义，何况“楚”并非特指湖南，而是指广义上的“楚地”。后一副对联出自经学大师王闿运，不过是他与好朋友之间的一种文字游戏而已：王闿运曾受好友之邀，到江浙一带讲学。士人见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于是就用文字调侃他，王闿运才作了上面的那副对联回应。据说，甚为骄傲的江浙士人们再也没有小瞧王闿运了。
岳麓书院历史上最有名望的“东南三贤”没有一个是湖南人：张栻，籍贯四川；朱熹，籍贯江西，侨居福建；吕祖兼，籍贯浙江。这三个人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地位均确立于岳麓书院，对湖湘文化做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岳麓书院成就了这三位和更多的学人，何以说湖南人自大呢？湖南人的自信开始树立以至于近乎狂妄，无非是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历史介入太多。“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这与晚清盛传的那句“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样，绝非当代湖南人对世人的忽悠。有如此的辉煌，偶尔狂妄、偶尔沉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三、才情常伴柔情

钱钟书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钱老这里主要是从某段时间地缘文化影响力的角度去粗略勾勒中国的，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他也不会无知到无视中华广袤大地存在的地步。但钱钟书的勾勒还是涉及了中国人才资源源发地的地域分布（显然这也是以近现代为背景的）——湖南，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的源发地之一，湖南每年向全国各高校输送的学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名列前茅。
湖南是一个多鬼神故事的地方，所以湖南人充满浪漫主义的才情，这在湖南人写作的诗歌、小说中能充分体现出来。湖南人不仅充满才情，还富有柔情。虽然湖南男人的色胆和他们的贼胆一样大，但他们的柔情多藏在细腻、体贴背后；湖南女人一直有“湘女多情”的美好声誉，她们的柔情多表现为“外柔美、内泼辣”，不是真男人是绝对消受不起的。
如果我们基于地域文化而对不同省份的人作适当的、科学的对照和比较，肯定会有助于相互之间的借鉴和提高，这需要一种宽广的胸怀。但如果夜郎自大、刻意贬损、恶意攻击，像妖魔化河南人、小丑化上海人一样去鬼神化湖南人，这只能是一种无知。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文化国际融合时代，难道中国本土的区域文化都难以融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