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似乎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人的标签，人们习惯称读书人为“穷书生”。按照“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在《穷鬼传》一文中的观点来说，书生穷是因为被“穷鬼”所依附，因而“穷于言”、“穷于行”、“穷于辩”、“穷于才”、“穷于交游”……总之，“穷鬼”导致了各种令人烦恼的穷。
依我看来，中国文人的穷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物质之穷，二是人生道路之穷。
物质之穷对中国文人来说其实没什么，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们大多视钱财如粪土，大不了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或者如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也不失为一种人生境界，正好可以体现文人的气节，应了那句俗话：“人穷志不穷”。杜甫曾西南漂泊十年，潦倒不堪；晚年的曹雪芹生活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沈从文刚到北京开始写作的时候，稿费很少，经常饿肚子。但物质上的贫困并不能影响他们成为大文豪。日本艺术大师秋田雨雀曾说：我穷得手里只剩下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可见，物质之穷对文人来说算不得什么，相反，对他们而言，物质上的清贫其实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
至于人生道路之穷，这就不同了，它几乎是每个有抱负而不得志的文人的心头之痛。屈原报国无门，最后自投汨罗江；鲍照一生沉沦下僚，吟出“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的诗句；李白不受赏识，被“赐金放还”，此后四方流浪；苏轼几度被贬，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人生道路之穷对当事人自己来说，在当时是极其痛苦的。但是这种穷不只有《穷鬼传》中“被褐先生”提出的弊，它也是有利的，我们后来人单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人的人生道路之穷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幸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戴名世的《穷鬼传》中，作者就借“穷鬼”的自辩提出过这种观点。穷鬼曰：“先生以是为余罪乎？是则然矣。然余之罪顾有矜者，而其功亦有不可没也。吾之所在而万态皆避之，此先生之所以弃余也。然是区区者，何足以轻重先生？而吾能使先生歌，使先生泣，使先生激，使先生愤，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凡先生之所云云，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其何伤乎固？见韩愈氏迄今不朽者，则余为之也，以故愈亦始疑而终安之。”这里就提到了穷有利的一方面。“穷鬼”说它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因为它可以使你放歌、哭泣，让你激动、愤懑；让你在无穷的知识、真理海洋之中独来独往。况且韩愈至今声名不朽，就是穷造就的。这也就是说，穷激发了人的思想与灵感，让人更有成就。
王勃就曾在《滕王阁序》中说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中国文人大抵都是“穷而后工”的。司马迁也写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生道路之穷，也就是在人生路上遇到的各种艰难挫折，它使人产生对生活、社会、人生的深刻体悟，因而创造出传世的作品。比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等就是被贬黄州时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生道路之穷是文人优秀作品的源泉。
所以，通过《穷鬼传》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文人的“穷”，它既是一种不幸，又是一种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