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母亲三十三岁那年出生的，虽然三年的自然灾害已过，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生我的时候，听说一个月子只吃十只鸡蛋。上面还有我的九岁的姐姐，七岁的哥哥，有点好东西哪舍不得往嘴里放啊？
接下来的连年大水，瘟疫有些抬头，我突然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患上了小儿麻庳症，经过三四年的治疗和自然恢复，才可以自己坐起来……可是祸不单行，我三岁那年，母亲突发急腹症，立马就疼得晕了过去，七手八脚地往医院送，上年纪的人都认为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了，可怜家里的这个瘫孩子，也只是数着日子的命数。
在医院，爸爸动用了所有的朋友关系，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剖腹检查，并做了手术，虽然因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手术中的停电事故，母亲留下了腹膜炎和肠粘连的严重后遗症，但总算保住了性命……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直不起身子，肚子上捂了一个点滴瓶子，温热着肚子，但每天，还是象上足了弦的陀螺，从清晨忙到黑夜。因为劳累和术后保养不好，母亲瘦得只有高高的个子，没有女人特有的优美弧线，我坐在地上，抬头望她的时候，仿佛就是一个活动的衣架。
母亲很要强的，她的身体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家里的所有家务就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当时我们家有爷爷，奶奶，姑姑，加上我们一家五口，每天要的饭就够她忙的了。再加上，那时候还常常有无米之炊，她需要精打细算，老少有别的。例如：爷爷奶奶上了年纪，吃的是有白面的“发面”；姑姑和爸爸有时“出伕”，带的饭要防干裂，她要做成“火烧”或“锅帖”；下面的人吃的是一色的玉米“窝头”。一个这样的家庭，能吃上饭就不错了，就是我有些不给她长脸：咬一口玉米窝头，在嘴里一嚼，已散散得一口，在舌头上乱打滚，就是不往下咽，唉，那不争气的眼珠子，还常常瞅着那“发面”发愣。用哥的话说，“那眼里馋得都伸出手了”。母亲是不允许她的孩子这样没有“老少”，没家教的，她这时候就轻轻地拍一下我的头：“快吃你的饭啊。”一面把那碗清清的大米汤，喝去上面的清水，把碗底那“胖胖”的大米粒倒在我碗里，爸爸也这样倒了过来……
1969年的夏天，母亲带着我看舅舅，来回四五十里，是要坐汽车的。一个如此清瘦的女人，一行一动还要抱着四五岁的孩子，引起了一个解放军叔叔的注意：“大嫂，孩子这么大了，你怎么老抱着？”
她的脸上抽动了一下：“唉，这孩子有毛病，不能站。”
“是吗？是小儿麻痺吧？对了，我刚看了一张报纸，说是长春有个208医院，专治这个病。报导上说，治愈了不少孩子了。”
我不记得妈妈是怎样速度赶回家的，只记得她不顾得放下我，一直跑到上房向爷爷奶奶报告这个天大的喜讯。
爷爷拿着他那半米长的烟袋，皱着眉头，好一会儿才说：“老二家的，你就是年轻啊。这个病得了也不是一二年了，你看到几个孩子好了？再说好几千里以外的事，谁能够着个准信？再说了，一个闺女，也别拿钱往那没底的洞里扔了。”
母亲满脸的热情凉了下来，大滴的泪落在我脸上，我的泪无声地落在地上……
“爹啊，要是她傻了巴叽的，不知道什么是苦咱也就不治了。你看她……”
爷爷从来没听妈妈这么犟过嘴，一时气得不行，那胡子都翘起来了，“好，好好！不听老人言，你们有钱就去扔！”
妈妈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冲了出来……
整个晚上，爸爸和妈妈谁也不说话，一个劲地抽烟，好象抽烟比赛似的。妈妈几时抽烟的？爸爸终于忍不住了说：“我去生产队看看，能兑付多少。”
“我告诉你，没钱，我就是要着吃，也是要去的。”妈妈的眼里好象喷着了火。
就是这样，在第二天，母亲带着爸爸借来的五十元钱，前一个小包，后一个大包，怀里抱着孩子，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一个乡下的女人，展转几千里，是怎样的勇气和力量奔向那个举目无亲的城市。
我与母亲，总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回想我的1969，因为那是一个诞生“雷锋”的年代，因为那是一个让我可以站立的一年，因为那是一个真正富于我生命的一年……在那里，母亲终于找到了那个可以治疗小儿麻痺的解放军208医院，他们以子弟兵的热情给于了十分优惠的照顾：只收手术的药费。
1969年啊，边境线上十分的紧张，深夜常常被黑河那边的战机惊醒，我睁开眼睛，看得见母亲不眠的烟头在黑夜中明灭……当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为了省钱，妈妈硬撑着她那多病的身子，只吃五分钱一碗的高粱米。当她的体能再也不能背着孩子跑“警报”了；当长春的八月（“阳历要九月”），所带的衣物再也不能逾寒的时候；二个多月地治疗，做了四次手术的我，却终于站起来，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一晃，母亲已去逝十多年了，她的坚强与韧性，深深地种植在我生命的最深处，让我残缺的生命，在人生的坐标中，留下了清晰的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