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襄王》一文，下笔极干脆，孟子见过梁襄王出来，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别人，自己对他整体印象：“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意思是，梁襄王远远看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使人畏惧的地方）。
初读，觉得孟子对梁襄王的鄙视之情溢于言表，一出魏阙便如骨鲠在喉，一吐快之。
问之于学生，异口同声的说：是鄙视。
请教同仁，众口一词：鄙视。
我再读再思，总觉得不对味。这不是鄙视，而是情不自禁的赞赏。
聪明绝顶的孟子不至于如此愚蠢的仅从相貌上去评判一个人是否可做人君，他是历史上少有的极具理性、擅用逻辑推理的人，他不会混帐到仅凭一个人的相貌去判断一个人的学术品行和道德涵养，难道他从与梁襄王的一面之缘中就能立马认定梁襄王处理国政无能？就一定缺乏国君的视野和格局？
要搞清处孟子对梁襄王的态度，首先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之国君都是个什么样子。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大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也就在此时见到了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
内忧外患，对外是日益频繁的兼并战争；对内有新兴地主阶级迅速崛起，直逼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下，人之君往往威严得冷酷无情，而且杀人成性，正如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国君），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当时各国为争霸或自保，国君穷兵黩武，杀人盈野，草菅人命，国君都成了屠夫。难道孟子所说的望之不似人君，就是鄙视襄王不如这些满脸杀气的国君？
二是孟子理想中的国君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从他一有机会就大售仁政爱民不难看出，他希望看到的国君起码应该是温和慈祥，是儒雅谦恭的，有他的名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佐证。
梁襄王也许距离这个标准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也许正因为他看起来还算仁慈，远远看去不像一般的凶暴的国君那样满脸杀气，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很谦和的接见孟子，所以孟子能够走近他，能够跟他说上话，而且谈得投机，这在孟子一次又一次的劳而无功的推销之后，难免会很激动，在遍地流行“嗜杀”的大背景下，看到了微茫的希望，自己的保民而王的思想也找到了市场，可以坦陈“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故而一出来就激动的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可以说，这不像人君的梁襄王可能正是孟子所期待的最好的人君，这不可畏正体现了其可敬，这看似一无所之知是其大智慧在。套用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话，“我唯一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虽然我们不能说好战的嗜杀者眉宇间就一定流露着杀气，就一定是满脸横肉眼放凶光，但在一般人的印响中，那时的国君既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一定是可怕的。梁襄王并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但他父亲也即梁惠王在打了几个很有名的大败仗如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后，经过梁襄王的修补，居然还能维持一百多年。在秦国统一九州的风暴中，败局是不可避免的，既是不可避免的败局也就不能作为国君无能的佐证。
孟子之所以能与之倾心交谈，我想这与就之“未见其所畏”有很大的关系，倘若襄王满脸冰霜、盛气凌人，或暴戾异常、喜怒无涯，或刚愎自用、逆之者亡，那孟子又哪有机会直陈自己的经世治国的理想。若是刚愎之人，好战之君，聪明的孟子只能三缄其口，以全其身，因为夏虫不可与言冰也。
显然，襄王不是夏虫，他卒然问之：“天下恶乎定？”“孰能一之”，心情之焦灼急切不难想见。这种焦灼急切，高尚言之，是兵燹连年，民不堪其苦，梁襄王欲解民倒悬；卑鄙言之，是国命尾浅，君位难保。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怎样，梁襄王渴望天下的安定，迫切的想知道如何结束混战，这也是民心所向。
所以当孟子教之以“定乎一”时，他又迫切的追问“孰能一之”，尽管你可以讥之愚蠢，但为什么不能读出他的谦逊呢？他对天下格局的担忧与困惑，这正是一国之君所应有的胸怀与品性。无论怎样，他总比烽火戏诸侯的幽王要高明些吧？总比把天下交给无耻的魏忠贤的天启皇帝要有责任感吧？总要比责备百姓为什么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要聪明点吧？总比那些自以为是昏庸误国的国君要强上百倍吧？
有些国家的问题可能正是人君太像人君，人牧太像人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