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现代教育的结果是造就一种西方模式文化的兴盛，它会反过来导致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发展的滞后，最终形成这种西方模式文化独尊的单一文化局面，进而影响中华文明的整体进步。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它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多种文化模式的揉合而形成。中华文明长寿的原因，也主要归功于这个历史上对民族、各阶层文化的进行整合归流而形成的庞大的中华文化体系。同时，总体来说，它是以一种文化为主流的，依靠它对其他文化所具有的绝对吸引力而进行的整合和归流。当今世界，免不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的西方文化两大主流的冲撞。而我们的现代教育实际上偏重于对西方文化的传输，这种教育的结果，会造成这一代人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远远不及目前盛行的西方文化的吸引力。西方文化将会作为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合流的结果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消失，西方文化的独尊，最后形成单一的文化模式。
（一）
提倡争鸣
一种文化的独尊，必然导致实质上的文化专制。和经济领域的垄断一样，文化“垄断”同样束缚文化自身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纵观中国历史，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是中国文化的极盛时代，因为当时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尚未定型。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引起当时中国文化界“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面。经过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几百年的发展，儒、墨、道、法诸家学说，都各自自成一种文化体系。某种学说在一国得用，自上而下，能改变一国政权在政治上对文化的态度，从而改变一国的文化传统。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无论哪一家学说，都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相比较而言，东方齐鲁诸国比较重儒，而西方的秦国则重法。此种局面，导致以后几千年来的儒学在齐鲁大地，人才辈出，蔚为壮观。而先秦大地则显得默默无闻。
（二）
秦汉之际的诸家文化
战国时期，在政治、军事上，法家学说获得了巨大成功，成就了秦始皇一统天下丰功伟业。但是，政治上的统一带来了文化上的专制。秦代的文化专制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法统”思想是法家理论的重要一环，从商鞅到韩非、李斯，这种思想一直被加强。首先在秦国实行这种法家思想专制的文化制度，统一六国后，继而在全中国实行。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独重法学，“焚书坑儒”，打击儒学。教育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是从法家文化的专制开始的。
当时的法家文化，其实只是一种急功近利式的政治文化，它的社会基础是浅薄的。它不能和儒家文化具有的丰厚的传承底蕴和社会基础相比较。实质上法家理论在当时称不上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文化，无法跟十八世纪从西方开始，至今兴盛于世界各国的法治文化去比较。
而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由于它具有“兼容并包”的中庸性质，以及继承周礼这一丰厚的传承，从孔子始至孟子，儒家文化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已形成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其吸引力远远大于法家。所以在经历了“焚书坑儒”的打击后，儒家文化能在秦王朝灭亡、法家文化衰落之后重新兴起。
汉初“黄老”思想在统治阶层广受欢迎，而汉王朝的“黄老政治”的确为经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老庄“无为而治”思想的第一次成功实践，道家文化第一次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休养生息”这一道家文化的内容，最终也为儒家文化所借签。道家文化自身发展到最后，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另一支文化支流――隐士文化。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
汉初的儒生们没有放弃政治上的努力和对儒家文化的改造，终于于汉武帝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儒学从此有民间走向官方，儒家文化“雅文化”的定位也从此开始，教育从此也以儒学为重。――当然，这里的“独尊”是相对的，因为一直到宋朱熹以前，各儒学大家们一直为保住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而斗争。在佛教传入后，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度几乎不保。但儒学作为官学的地位一直未被改变。
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影响了几千年来的所有中国文人。尽管他们中的一部分最后走上反对儒学的立场，但虽也无可否认，他们的基础教育源于儒学，他们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精神。最显著的例子是历史上的隐士阶层，他们或释或道，“论空空与释部，谈玄玄与道流”，但其实质无一不是儒家文化的精神，披上了“佛、道”的外衣。
（三）
佛、儒的关系与儒学发展
佛教的传入，基本上始于东汉。他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一定的新鲜血液。而儒家对佛教的改造，从传入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而这改造的动力，源于我们的民族习惯，还有儒家的教育方式。
古往今来的儒学大家，或普通士子。无论他们入道入释，但他们基本的教育理念是以儒学为主。从幼儿启蒙开始，即以“家学”，或诗或书，开始死记硬背式的灌输。不论我们今天怎样的鄙夷这种教学方法，但我们无可否认，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一段篇章：从《诗经》到诸子百家，无不是在这样的口授和死记硬背中得以流传下来，尽管中间由于误传误记导致了许多讹误。但我们庆辛的是，他使许多先秦典籍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运动，即使当时许多大儒们被坑杀，但从《诗经》到诸子百家因为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后人们的记忆中而得以流传。这是儒学教育的极大的历史贡献，他使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不至于因为战乱或暴政的刻意毁灭而断代。历史上的几大古文明，却都没有如此幸运。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国人的这种“未雨绸缪”的习惯，或许这只是牵强附会。但他们的历史和文明无不存在断代的现象。
而这种教育对接受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铭刻在头脑中的儒学，造就了中国古往今来的学子们骨子里的儒家精神。即使由原来的“道”学和后来的“佛”学，如前面所说，他们没有动摇儒学在古代学子们潜意识中的位置。这种教育也就为儒家文化的专制做了精神、理论和人才上的准备。
所以从董仲舒开始，儒学成为官学。借助政权的力量，儒学遂广布于天下，而先秦诸学，道入山林，墨归市井。从此没落无闻于上层政权。而唯一还算是稍有地位的，是法家。因为统治者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