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评说在今天看来好像不值得再提了，因为在世风淫靡的时代评判一部古代“淫秽小说”，似乎不合时宜。可是我认为《金瓶梅》这部历史上的淫书之首在当今社会不能不说是醒世警钟，它那厚重的共鸣将摇醒我们酣睡的生活。
《金瓶梅》揭示出官风之于民风极端重要，但是面对江河日下的国情，却显得惊慌失措，无可奈何。书中虽让西门庆，陈敬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都遭到了因淫而死的报应，但除了让人们皈依佛教的老调重弹外，并没有提供一点儿治疗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那毫无节制的性描写不仅冲淡了该书的批判意义，同时也限制了本书的传播。《金瓶梅》在性解放方面只有摧陷性，而没有廓清性。
文学在直逼人性时绝对不可放弃对人类精神的关照。建设新人类的精神长
城，仍然需要以新的道德做基石。《金瓶梅》在此方面未建寸尺之功。
在刚刚形成的商品经济市井社会里，人的生存观念和价值去向，是怎么发生了不可逆转嬗变的呢？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封闭和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代皇权为其统制需要，把逆来顺受的“农”
当作“本”；而把放浪江湖的“商”视为“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平民百姓老牛拉磨式的生活重复；“瓜田李下话桑麻”是芸芸众生的精神几寄托；“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一般家庭最高的生活标准。
在商品经济中，追求新颖、感受奇妙、贪图舒适、期盼富贵是人类通有的情愫。那些生活清清苦苦、平平淡淡，岁月重叠如一日的农耕男女一旦接触到官臣、商贾奢华的生活时焉不象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看的目瞪口呆，怎能不发出“枉活一世”的感叹？那些难以抵御奢侈生活诱惑的稼穑男女，如渴骥奔泉般冲出篱笆墙，纷纷汇入到市井生活中，迅速地完成了从农到商的角色转换。
金钱是市井社会运转唯一的启动器和润滑剂，《金瓶梅》是以西门庆为圆心，以金钱为半径，划出了一个大小官吏、小商大贾、男奴女婢、媒婆鸨母、尼姑僧道。。。。。各色人等都难以跳出的罪恶圆圈儿。在商品经济萌芽时期，在官商勾结的社会形态下，腐败是必然的，腐败中最活跃的中介之一就是女色。于是钱、权、色三位一体，铸成了瓦解社会、颠覆政权最具战斗力的核武器。
人一切肮脏的行为都是因金钱引起的，在钱的诱惑下，邪恶经常穿行于道德沦丧者的血肉、灵魂与骨髓之中。女色虽然不是钱和权的同义词，但是女色常常可以潜移默化为财富。在金钱至上的商品社会里，所谓“友情”、“知己”、“朋友”，仅仅是一种贪婪、薄情的交易，是一种欲望、利益的交涉，也是一种相互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根本不存在什么忠诚、牢固与持久。有道是：“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金钱虽然能够收买权势、女色、朋友、甚至生命，但当这些用金钱铆焊起来的人际关系的链环一旦被外力挣段了，顷刻间烟消云散不说，一定会反目为仇，火中取票。在人格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人格与商品的估价原则与骡马交易，猪羊出售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金凭梅》的作者了了笑笑生把市井社会形形色色、上上下下各人物，浓缩成为一颗重磅炸弹，去毁灭晚明皇权大厦赖以支撑的，由“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这八根理论支柱。这是历来理论家，特别是“金学家”，不应该疏忽的一大学问。书中以蔡京、杨戬等一群权奸否定了“忠”；以众多的贪官污吏否定了“廉”；以孟玉楼、李瓶儿的三嫁和林太太偷情否定了“节”；以陈敬济偷丈母娘，潘金莲虐待亲生母否定了“孝”；以来保等人的叛主否定了“信”；以西门庆奸占义弟花子虚之妻，应伯爵和吴典恩生死交易、投井下石否定了“义”；以韩出妻献女、甘当龟公的龌龊否定了“耻”；以花子虚四兄弟为争花老太监的遗产反目为仇否定了“悌”；以西门庆私穿蟒袍否定了“礼”。
就是这颗重磅炸弹把皇权大厦炸的彻底倒塌，只留下一片道德的废墟，弥漫着呛人的硝烟。而使我诧异的是：这棵炸弹竟是受害者自己引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