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我们把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到西晋之大一统与近代军阀混战至民国基本实现统一之时局作个比较，会发现这两段历史刚好印证了上述结论的正确。
先看汉末群雄并起。纵观东汉一朝，大半是外戚、宦官的天下。外戚之兴，大都起于幼帝登基、女后执政；而宦官之起，多半是皇帝之长成而与外戚夺权之故。然而这些，不过是造成东汉灭亡的一个导火索，算不得真正的原因。历来史家纪录汉亡或归根于桓灵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军的造反，抑或归咎于董卓之乱。而事实是，大规模的内战则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董卓已然身故之后。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一战，则表明在汉亡之前就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曹操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制而成，给养更是得于其许昌屯田之举。也就是说，其人员与物资都是产生于当时的现存体系之外的。东汉的富庶不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国家总体的强盛，而是表现为地方豪门大族的兴起与国家的日益不能相控，而是表现为国家分裂割据的极大隐患与最终事实上的形成。袁绍，曹操，刘表，孙坚，他们的突起既不在汉当时的体系之内，但又是汉当时的体系成就了他们，更成就了汉本身的灭亡。
同样，近代军阀之兴起，重要的原因也是体系。近代清末与汉末又是何其相似，中央帝之无权，地方异军突起。有清一朝，在官员任用上基本是重满抑汉，而清末，汉人官僚比例则已经大大超过满人，象李鸿章、张之洞、曾国番及之后的袁世凯等更是朝中重臣，而一批大大小小的近代军阀，就在这批汉人中开始孕育形成了。不过，清末与汉末不同的是，清末军阀则是起于清的现存体系之内。例如湘军、淮军、新军的筹办，之初是完全在清掌握之中的，只是后来政府日益不能约束，最突出的莫若新军，更是成了日后袁世凯左右政权的资本。虽然，真正的军阀之兴起是在清皇帝退位之后，然而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些军阀就已经在清体系之下羽翼丰满，他们乃是清朝体系系列混乱的事实上的延续。
军阀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而对中央政权虎视眈眈之雄也。他们有自己的兵士，有固定的军饷、给养以及装备来源。历来所谓军阀者，莫不如此。因此，只要有军阀，时局就必然动荡不安，哪怕是得到所谓的统一，也终究不会长久抑或没有统一的现实的意义。司马炎统一三国，十年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东晋偏安一隅，南朝之递禅，北朝之分东西，偌大中原犹如一盘散沙，各自拥兵一方，人们生活困苦不堪；而孙中山辛亥革命，其《临时约法》还未被国人所熟知成果即被袁世凯所窃取，以至之后洪宪复辟，府院之争，张勋之逆流，我泱泱大国更是江河日下，几经分崩离析，人们更是陷于水深火热之深渊。其中究其根本，莫不是军阀体系之故抑或是虽无军阀之名而有军阀之实。不管是汉末群雄还是近代军阀，也不管他们之间的混战口号是“檄文”还是“通电”，本质上都是没有区别的。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崛起，军阀始终都是一个障碍。但这障碍又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总体上前进的障碍阻力亦是局部发展的一种助推动力。历史就是这样矛盾，甚至本身就是一个对和错的集合体，只是在这个集合体中央有一个点，左一点就偏离了中心，右一点又脱离了中点。
军阀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历史前进的普遍规律。历史的发展不由人定，但它总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也正是这个规律，使历史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而在这其中，人本身的知与行也并非因此就对历史无所适从，相反，他们往往还会对历史的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不管这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历史前进的规律与人的知行就像一个几何图形中的一条直线与一个圆，不管它们是相离、相切还是相交，它们之间在这个图形中总是要有某种关系，但是，在这种关系中，直线终究还是直线，圆终究还是圆，他们虽然密不可分，但同时又相对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最终只能走向对立统一的矛盾调和点，只有在这个点上，双方才能形成一个时局各方面力量总体上的平衡，一个时局的稳定以及一个时局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