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有一爱好，诗。
一岁，生日抓周，父母列五花八门的物件于床，我颤颤巍巍地爬过去，抓起一张纸，撕。父亲瞪着我半天，大笑：“这孩子，今生与诗有缘啊！”这一句，仿佛天神的命书，把我的一生，圈在了那个“诗”字上。
小学，第一次造句，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字——“鸡”，当然，这个东西就是经常在我们操场上啄虫子吃的那种，别无它指。轮到我时，我说：“那只鸡象一架飞机一样，去抢虫子吃。”老师拍拍我的头说：“小子，有想象力啊。”只是，那个资讯闭塞的年代，“飞机“是个啥玩意儿，没见过；“想象力”是个什么东西，不了解。
初中，开始喜欢现代诗，尤其是那首：“旋/乃/赫之”，就五个字，多精炼啊，可惜没看懂。于是开始狂热地喜爱诗了，还天天写，不过多半是“大海啊，你全是水；大山啊，你草一堆。”之类的东西。那年代，山上的树被砍了去当柴火，供给于大跃进的集体食堂，新树没长出来，净剩草。所以，现在想起，描写还是贴切的。
高中，看报了，文学小报，不仅看，还投稿，信投那种（那时还没电子邮件）。一星期，回信了：“您的大作也被审核通过，交30元钱，办个创作员证，就可以发表。”我的那个妈呀，我这年纪，就要成诗人啦？赶快寄钱，一星期，证件回来了，一看，一张硬纸片上写三个字“创收员”。去信询问原因，一星期，回信：“兄弟，别太挑剔嘛，就错一个字，已经不错了。前次给一哥们办证，写成了创伤员，别人也没说什么嘛！”于是，我就天天看那小报，看了一年，终究没见我的大作，唉，算了，人家忙嘛，耐心等着。
大学，进文学社，天天写，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啊，我的一首“毕生佳作”发表了，就在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刊上。抱着那本社刊，我直奔影印室，花了一个月的烟钱、酒钱、饭钱还有泡妞钱，复制了200本，在校园里见人就发，还边发边说：“请多指教，请多指教！”顺便也发了一本给门口卖茶叶蛋的老大娘，她捧着这本A4版的社刊，翻过去、覆过来地看了好久，连声说：“这个好、这个好啊！”那一刻，搞得我差点就热泪盈眶，想不到这世上，居然有知己，居然有粉丝啊。隔几日，欣喜犹存，出校门口，老大娘一把拉着我：“孩子，那书还有吗？这几天生意好，没纸包茶叶蛋了。”
工作，三月不到，公司倒闭，老板仗义，让我留下守仓库，月薪380元，税后。也好，有时间写诗啊。时间长了，床头上就堆了一大堆手稿，老板来仓库巡视，经常在那堆里抽两张，边上厕所边欣赏我的大作，只是经常忘记还给我，每次问起，他就打哈哈：“忘了、忘了……”我知道，他少说了两个字——“带纸”。
现在，我坐在窗前，泡一杯苦丁茶，接着写。写好了就去网吧，直接发到网上，现在上网便宜，一元钱一小时，老顾客还可以打折。发了好多，也发了好久，后来的一天，灌了瓶二锅头，上网，把以前写的东西全删了，回家，把手稿全撕了。这个时代，你在写，但有几个人在看呢？那纸上，写的是中国汉字，又没印人民币，谁稀罕？
看来，我又回到一岁时了，不会“诗”，只会“撕”。

2011年元月于哀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