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廉这个东西是最不好界定的，廉与不廉是什么标准？现在都讲究一切按标准化操作，那作为有资格廉的人该如何才能够得上一个廉字，也确实不好说。因为从意思来看，廉与不廉并不是评判一个官员水平和业绩的唯一准则，廉本身并不具备法律的依据，比如说有些官员抽了几条别人送的烟，喝了几瓶人家进贡的酒，虽不能说是廉了，但并不能说就触犯了法律，只有当有了一定的积累，才能称作是腐败，法律上才可以称作是受贿罪或贪污罪。所以我们常说：反腐倡廉。一个倡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所表述廉原来还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像是水面上少许的浮萍一样，对水面的清纯并不构成什么直接的影响，不像有些短视的人总将廉政与腐败串在了一起，非廉既腐确实有些牵强，这个廉字可能是对人家官员另一种更高的要求。倡同唱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娱乐的范畴嘛，再浅显一些也就是说说而已，过眼云烟的事儿，说了也就说了，万不可当真，若是真当成真的话，那我们什么事都可以用倡来解决了，这个世界也就太过于简单化了。
人何以能谦，又何以不能廉，这是为人的首要问题。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可以廉的，为什么？因为条件使然，无权无势的人做梦都不想廉，但梦醒之后，你还是廉的，因为你没有资格不廉。那为何做官之后就开始变得不廉了呢？那一定也是条件使然，人们常说到什么山上敲什么锣，你做了官就必定会享受一些待遇，吃住必上高档酒店，出门必是小车接送，前呼后拥的，工作上的八小时待遇必然会影响到其它的每天十六小时，总是希望做人能一贯制，在单位上能如此，回家之后也必当如此，做人才会显得有滋有味，否则角色老是需要置换，与人的身心发展也是大为不利的。就说一条从贫民窟里出来的狗，一下子跑到富豪人家被养起来，只需很短的时间，便不会再理会粗茶淡饭，何况人乎？记得冯小刚拍过一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有钱人过惯了好日子，偏要过一些自己从未享受过的苦日子，被送到乡下，时间一长便捱不住了，怕是以后打死他也不会再回头了，这段经历只会给他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
既是倡廉行不通，但却没有必要将这彻底抛弃，毕竟还是停滞在嘴皮上的功夫，说说不妨，又不需要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顶多在开会时费点口舌，刷标语时费点糨糊纸张而已，做不到的事当成一种美好的愿望说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可廉作为一种愿望总还希望能够达成，于是又出来一招，叫养廉，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古今中外皆有之，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养廉闹得最甚的是北宋那个朝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匹，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贯，小县县令每月十二贯，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无其不有且数量相当可观。搞得后代的诸官好生羡慕，纷纷争相仿效。但北宋以及诸多朝纲并未因此而名垂千古，反倒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没逃出改朝换代的俗套。这里面大约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百姓素质太差，不能理会官员良苦，导致朝纲陨灭；一种是养廉所用银两尚显不足，致使官员心存不满，无法勤政；还有就是倡廉的表面文章做得不够，没有形成举国和谐的氛围。凡此种种，原因巨多，总的来看来，养廉一策还是深得一部分人心的，不然后代怎会乐此不疲前赴后继呢。
因此，养廉才能像古迹一般的流传下来了，尽管明代也出了一个养廉的高论，说是明代周顺昌在《第后柬德升诸兄弟》云：“又谓惟淡可以从俭，惟俭可以养廉。有味哉，有味哉！”说是有味，又有谁会去品？没有人品的味道纵是美味，也是毫无用处的。顺昌前辈的此番语录了不得也是倡廉的一种，说之有人，听之无人，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只能当成历史中的一个香屁。而如大散文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提出的：“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就成为一个能够净化空气的响屁。如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将此视为法宝，可见其功不可没，不然不会在事隔几百年后又被当代人奉为真经广为使用。
说到养，这里面却大有讲究，在百姓中间也有养的说法，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个孩子是个带，三个孩子也是一块养。这种养法实在是层次太低，还不如现如今养个宠物呢？如今社会发展了，混到高层精英的人自是不容易，以前付出的所有自是希望能够尽快地得到回报，此乃人间正道，不需要于什么无干的人等多加理论。百姓总是希望官员能为他们办些好事，却不会有多少人主动来体恤官员的苦楚。倘若自己不懂得自己怜惜，累死喝亡也无人体谅。如此说来既是养，那就要养的体面，养的到位方才能称之为养。如果仅比温饱稍好一些，那不能叫做养，只能说是活着，谈不上什么质量。比如说工作时间喝的是几千元一瓶的酒，抽几百元一包的烟，坐百万元一部的车，住几千元一晚的客房，那在平时的非工作的日子里也要与此对应起来，同时还要考虑一旦退下来还应保持这样的生活质量不会下降，这是养的最低标准。再往高一些的标准，那就要一人得道，全家受益，否则僧多粥少，难免又会生出此致事端来，弄得家庭不和谐，影响的还不是一方大业。再高一些的标准，那就要满足一些铁杆死党、二奶之类编外贴心人，如果这都要通过个人来买单，那就需要一个很大的数字。所以按照三个标准的理论，就要制定一个养廉的标准，考虑到现在还是初级阶段么，一开始不可能按最高标准进行实施，但要留有充分地余地，否则大家看不到希望，于国于民都是极为不利的。
制定标准是一个煞费心机的活，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是掌控不好的。自己的事自己来办是最为妥贴的，别人来说三道四那叫无事生非。养廉的核心问题就是高薪，高到什么层次才能算高，高到多少数字才能算多。看来在今后不搞一个高薪研究所，配备若干个院士来专研此事怕是不行，因为这中间包含着统计学、统筹学、管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理论，涉及到物价分析、国情研究、生活指数分析、国际行情研究、幸福指数研究、地区消费差别比较研究等许多学科，非一日就能确定的。研究的太透难免会有折腾之嫌，所以就会产生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因地制宜地产生养廉的标准。这样一来就可以有了更大地调节空间，余下的